关于京沪高速铁路和中日关系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京沪高速铁路和中日关系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

尊敬的中国政府：

您好！我们是两名中国公民。


半个多世纪以前，日本人入侵了我们的祖国－－中国。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对平民和战俘的虐待与屠杀、对妇女和儿童的虐待与屠杀、对中国军民使用生化武器、使用中国平民进行生化武器实验、大范围的对中国妇女的强暴、以及有组织性奴役（即“慰安妇”）。上述罪行是日本人罪行的一部分。日本侵华战争共造成约3500万中国人死亡。

在反抗法西斯入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超过1000名日本人被审判为战争罪犯，日本政府对这一审判认可不讳。




1972年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我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上述两个文件的签署，是我国为中日友好所作的真诚地努力。但是，在《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2个月，1978年10月17日，一千多名战犯的牌位被放入日本“靖国神社”内供奉和被参拜。这一倒行逆施是对中日友好的严重破坏。


当前，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中，有约２４６万名死者的牌位。其中有约210万人死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有约1068人为战争罪犯。当前，日本民间、日本公务员、日本内阁、日本首相、日本皇室，每年都对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我们认为，“靖国神社”中供奉战争罪犯的事实，以及日本领导人对“靖国神社”参拜的事实，是对3500万中国死难同胞的侮辱，是对难以计数的战争受害者的侮辱，是对中国民族尊严的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对此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有效期为10年。根据该条约，1988年以后，缔约任何一方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该条约。

目前这一条约没有终止。我们暂时无意建议我国政府终止这一条约。

我国一位前领导人曾发表谈话，“中国放弃国
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我们对这一讲话表示谨慎的赞赏。




在1978年1000多名战争罪犯被放入“靖国神社”供奉和被参拜后，在20世纪8、90年代，日本国内多次发生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篡改历史真相的事件。


进入21世纪，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已3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纯一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第一个连续两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在任首相。

我们再次重申：“靖国神社”中供奉战争罪犯的事实，以及日本领导人对“靖国神社”参拜的事实，是对3500万中国死难同胞的侮辱，是对难以计数的战争受害者的侮辱，是对中国民族尊严的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对此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


我们认为，如果小泉纯一郎不明确表示他将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纯一郎不适合在未来任何时间访问中国。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强行“租借”了中国领土钓鱼岛，并以军舰阻挠我民间保钓船只登岛；
中国民间在日本的诉讼屡屡败诉；
日本没有查禁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更加频繁；日本通过了针对中国的“周边有事”法则；
日本在中俄关于俄国与中国输油管道项目上进行阻挠；日本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问题上与中国做对。


上述事实危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侵犯了中国的民族尊严，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



京沪高速铁路是中国“十。五”规划项目。在上述日本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面前，我们怀疑日本企业、人员、资金和技术参与中国京沪高速铁路建设的动机。在上述事实面前，我们对日本企业、人员、资金和技术感到不信任。我们并且强烈地认为，允许日本参与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是对上述日本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在舆论上的纵容。我们不能理解这种纵容。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纵容。



我们阅读了供职于中国人民日报的马立诚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我们不能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

我们不能同意马立诚的“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我们认为：将“靖国神社”中的战争罪犯的牌位移出“靖国神社”，是确认日本已对发动侵略战争进行真诚反省的必要衡量标准之一！

我们阅读了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的文章“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我们不能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对时殷弘建议的“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需要做的五大方面的事情”表示一缆子的反对！


我们在此对马立诚的文章、时殷弘的文章表示强烈的抗议和坚决的反对！


我们并且认为，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文章，是与我国政府当前的对日政策相违背的。


我们认为，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文章仅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绝不代表中国政府未来的观点。我们期望并且坚信，中国政府能一如既往地、一贯地、一致地维护民族尊严。我们将同政府一道捍卫中国的民族尊严。我们是民族尊严坚定的捍卫者。我们将为此尽一切可能地努力。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包括日本反动势力在内的任何外部反动势力都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屈服。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中国内部的反动势力也绝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屈服。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内、外落后势力都不能战胜伟大坚强的中国人民！任何内、外落后势力都休想动摇和阻挠中国人民捍卫尊严、维护利益的信念与行动！任何内、外落后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中国人民必胜！

人民必胜！





今天，我们在这里表达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我们谨慎地代表了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更多的人。



谢谢！



两名中国公民
2003年7月18日

日本，让我们怎么爱你？
异化中日关系不是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为，而只是使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加地不理性，损失国家的长久利益。对日本的交往以邻为壑，是给自己危险的周边政策的最危险的办法。和邻居俄罗斯一样，邻居日本是而且只应该是朋友，而不是盗贼。

　　我曾经有机会和日本驻中国的一些外交官进行过几次接触。和他们打交道是一种又有趣又难受的体验。他们大都谦卑、礼貌并且高效：他们总是将姿态放得很低──无论你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还是一个高层人士，这让你的自我感觉很好；同时他们的礼貌实在是太周全了，礼貌得让你觉得浑身不自在，手足无措。我以为这不过是他们的外交习惯，但后来接触的日本人多了，也就知道，他们全都是这样的。

　　这种体验使我有些人格分裂：一方面，我在中国所受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他们的祖先在侵略和杀害我们的祖先的时候是如何地惨无人道，那是血淋淋的真实的历史；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在我的面前如此修养高尚、温柔敦厚值得尊重的人，我却无法调动我的仇恨。

　　这种极端分裂的个人体验，迫使我更加认真地来思考，我们和这个曾使我们恨之入骨的民族，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需不需要新思维、新革命？

　　2002年，人民日报评论部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文章，在民间与学术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而网上更是对马谩骂成风，直指其为“新时代的汉奸”；2003年4月，《战略与管理》不顾马文所引发的争论，又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所撰写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直接提出了中国在对日外交上，需要一场外交革命来调整现有的战略。网络上的“爱国者”对其的攻击自不待说，一位政治学的博士生更以《亲日外交革命，不义不利之举》为题，从理论上反击时文。

　　似乎出于对马文和时文的冲击，反对改变对日政策的人士在近期的时事中找到了最有利的证据：6月6日，日本议会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核心就是在日本确定自身受到攻击或预测将要受到攻击时，日本政府和自卫队的对应方针和程序。几乎所有的中国媒体在言及这个法律的时候，都对日本因此而可能进行的军事力量的复苏充满了警惕，网上对“有事法制”的评论全都是“军国主义复苏的一步”。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需要新思维、新革命吗？

　　5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俄罗斯圣彼德堡举行了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两国高峰会议，根据日本大使馆网站披露的内容，胡主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迈入新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世界还不能说是天下太平。两国为了和平与发展，在亚洲和世界都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两国的政治家应该从这种战略的观点出发对待两国关系，抓住中日友好发展的潮流向前推进。”我以为，这是对于国际关系现状和两国关系的至为明智的判断。

　　在从日本自身的条件来讲，日本需要中国。由于自身资源的匮乏，日本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原料；由于自身市场的狭小，它需要中国的市场。换过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不仅需要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进行大量贸易以求发展，而且需要从作为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化国家取得管理、技术甚至是制度方面的经验。因此，中国也需要日本。

　　 共同处于亚洲，是中日两国都无法选择的现实，虽然这是以前的仇恨的原因之一，但也同样是两国曾经亲善的原因。

　　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国民间相互的敌对情绪，时教授的文章中有一组数据：《朝日新闻》对两国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50%的中国人和43%的日本人认为两国关系不好。这种民意反映在外交战略上，必然是彼此对立的。这样的状况，连最基本的合作尚且谈不上，如何共同来面对新时期的新国际形势？

　　日本是朋友还是盗贼？

　　在我观察的经验中，经常迷惑于一个问题：俄罗斯带给中国的苦难，并不小于日本带给中国的苦难。日本曾经在中国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但是俄罗斯也曾经在中国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日本曾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俄罗斯也从中国抢走了大片的土地。

　　这都是曾经发生的历史，任何人无法抹杀。

　　人们对于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举动本能地感到紧张，似乎和平宪法一修改，军国主义就会立即恢复，而侵略中国的历史就会重演。

　　实际上，对和平宪法的修改的争论，一直就定义在第九条，也就是“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对于宪法的其他部分，包括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政府的组成方式等，从来没有过疑义。在和平宪法之前的明治宪法，却剥夺了公民的权利，赋予了天皇无上的、不可挑战的权力，才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和平宪法的基础，是在美国宪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严格地规定了三权分立，规定了政教分离，规定了“主权存于国民”这样一些现代国家的原则。这些国家权利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的秩序，是真正防止军国主义产生的最有力的元素。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上能够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跛脚的国家，因为它没有“权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这种历史的精神分裂的痛苦，是不是反而促使它更加走向极端，走向寻求军事化以求国际承认的地步？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主权在民的原则的打破，才是产生独裁者和战争狂人的根本原因。

　　日本不能出兵海外以防止重新军国主义化，但是德国已经参加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参加了科索沃战争，为什么还没有军国主义化？不要重弹勃兰特在波兰下跪的老调，因为我从来不相信这些欧洲国家是因为真诚地相信了德国的□悔才接受德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因为我相信国家交往之间有两个原则：一是道德决不可能成为外交战略的判断标准，二是戴高乐的外交金科玉律：“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果异化中日关系，不是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为，而只是使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加地不理性，从而损失国家的长久利益。

　　对日本的交往以邻为壑，是给自己危险的周边政策的最危险的办法。

　　和邻居俄罗斯一样，邻居日本是而且只应该是朋友，而不是盗贼。

　　我们要不要宽容日本？

　　日本民族不是三头六臂，也不是青面獠牙。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娘生爹养。它们也并不是天生地对中华民族怀有刻骨的仇恨，几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的岛国，环境的恶劣和资源的匮乏使日本民族长期处在一种焦灼的生存状态之中，而成吉思汗对于日本的侵略的计划对日本是一个永远的寓言。这种焦灼和恐惧使日本民族有种内在的倔强和侵略性。当制度环境为军国主义的时候，这个民族性使之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破坏力，就像在侵华战争中一样，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野兽。但是当制度环境为和平宪法的时候，日本人在几十年里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

　　日本人的恐惧是针对全世界的，并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他的民族主义，针对的是任何可能威胁他的民族的国家、人和事物。

　我们并不是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给予容忍，我们用八年的抗战和亿万人的鲜血给予了他们最响亮的回答，我们用东京审判的方式对他们的罪犯进行了公正的、现代的报复，我们并不容忍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我们提交了最为正直的抗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宽容他们。

　　 2000年我访问了越南，那个国家、那个民族曾经被法国和美国蹂躏过，但是他们对所有的人心怀慈悲，心存感激。一个普通的国民、以往的战士告诉我：“那是那些国家的错，我原谅那些曾经和我战斗过的飞行员和士兵，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


2003-7-15 15:33:49 鲜花(0) 鸡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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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国民――论亲日外交

　　最近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时殷弘、马立诚相继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论文，鼓吹亲日外交。他们具体提出：（1）不把历史问题作为两国间关系改善的障碍；（2）扩大日本对中国投资；（3）不担忧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的问题；（4）强化日中两国在东亚政治、经济上的合作；（5）积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再放任日中两国国民间日益深化的敌对情绪的话，很可能导致日本的排外主义与反华情绪高涨，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这是“很危险”的。中国应该全力对付的是宣扬霸权主义与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如果日中关系得到改善的话，中国在对美外交问题上可以获得使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的“副产品”。日中合作将是牵制美国根深蒂固的警惕中国论调的中长期战略。

　　在历史问题上他们提议：基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一事的反省与谢罪，“今后应将历史问题排除在中日外交议题之外”。并就日本扩大对华投资一事，主张“中国领导人应该对日本对华的援助表示出谢意。”

　　此论当然深得日人之心。日本媒体评论说，论文内容是对中国的历史认识以及传统的对日警戒论的重大转变，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站在中国的立场，笔者对这一亲日论的评价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堕落，在世界时局上无知，在国际政治上投机。

　　为什么说是道德文化上的堕落？因为他们准备用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作买卖。在任何伟大的文化中，人的生命和尊严是高于一切的。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民族，都不会用这种最宝贵的东西作买卖。看看犹太人。以色列在刚刚建国时，弱小不堪，经济困顿，西德在关键时刻伸出援助之手，要投入重金帮助以色列重建。但以色列国内为此发生大规模抗议，认为不能接此钱。因为死去的人的生命，用钱是买不回来的。当时西德政府反复表示援助是无条件的，绝无赎罪的意思。最后才被以色列政府接受。笔者刚到美国时，惊异地发现，每到犹太人的受难日，当地的犹太人就开始纪念死难的同胞。在大屠杀中死去的每一个犹太人的名字，都被神圣地朗读一遍，所有名字要念一天一夜。在我的学校念这些名字的，都是一些二十上下的本科生。大屠杀时，他们的父母大部份还没出生。可是他们那种虔敬，让你觉得他们自己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

　　美国怎么样呢？笔者对美国的社会有过种种批评。但是，你一看美国人的葬礼，一看他们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你就会对美国折服。在这里，过去死难的同胞是最神圣的。谁要敢以此作交易，就等于向全体美国人民宣战。笔者第一次看了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后，写信给国内的朋友：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死的，你就会本能地希望变成她的公民！

　　日本如何？笔者其实并不是盲目的反日派。日本人对过去死去的同胞，是打死也不会忘记的。日本人若有我们那些亲日派百分之一的“理性”，就早把靖国神社拆了。他们参拜的行为，不仅得罪了亚洲人，也得罪了美国人，欧洲人，等于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成为日本走向国际社会、作一个正常的大国的最大障碍。可是人家日本人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对不起死去的人。所以，你就是把日本封锁，人家还是要拜的。

　　当今的中国，实际上还处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时期。一个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其所属公民的认同感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受到别人的侵害，等于所有人都受到了侵害。大家会帮你讨回公道。这一点，你看看几个美国人死在国外，在他们国内会引起多大震动就会明白。他们那种为了几个人的生命而把国家利益置之度外的劲头，在我们看来也许也是非理性的。其实这正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公民之间同生死共患难的道德契约。

　　只有当你意识到如果你有难，其他中国人全会来相助时，你才会懂得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一旦自己死了，没有人会关心，甚至其他的中国人包括你的后代会用你的生命作交易的话，这种道德契约就瓦解了。在这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尔虞我诈，无端内耗。这样一个没有彼此之间的承诺的民族，是毫无前途的。其实孙中山当年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指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以色列、美国、日本，其实都懂得这番教诲。反而是我们中国人常常不懂。过去被日本人杀掉的同胞已经死了。他们的利益只有我们才能捍卫。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的后代也会同样出卖我们。于是社会中人人都会有一种“我死了以后管他洪水滔天”的玩世不恭的心态。应该说，这种心态，在目前的世风之下，正如同“非典”一样蔓延。中国人一天不懂得捍卫死去的同胞，中国就一天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历史，归根结底就是记忆。出卖了这种记忆，就是出卖自己的历史。

　　亲日与反美再论亲日外交

　　上周的专稿论及，亲日外交是道德与文化堕落之表症。那么，为什么说亲日论者无知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亲日论者在谈论日本时，显示出他们对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毫无了解。日本是个非常实际的民族。从吉田茂开始，就抱定要和中国打交道的信念。50年代曾背着美国偷偷和中国、苏联作生意，所图的全是自身利益。历史问题从来不是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同时，日本外交上的国策，即所谓的“吉田主义”，实际说白了就是放弃外交的外交，一切唯美国是听。只有在美国不知道、或者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才可能偏离美国的指挥棒偷偷来点小动作。把日本送入联合国安理会，其实就是等于多了美国的一票而已。考察战后的历史，日本没有在一件大事上和美国在国际上翻过脸。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固然很好。但要想在日美关系的框架之外发展中日关系，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谓“基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一事的反省与谢罪，今后应将历史问题排除在中日外交议题之外”之论，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不诚实了。日本是一个火车晚点一个小时，事故责任的公司经理都要上全国电视“谢罪”的国家。但是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却从来没有用过“谢罪”的字眼。所谓“反省”，严格地说在日文中根本不具备道歉的含义。日本人对中国的投资，出于严格的经济算盘，绝不会因为你忘了祖宗、放弃道歉的要求而多给你几个钱。相反，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中国人是个从祖宗到菩萨什么都不信的民族，因而觉得中国人既可鄙又可怕。早在江户时代一位国学家就讲过：别看中国人把别人都视为蛮夷，真要是蛮夷打败并统治了他们，他们对蛮夷拜起来比谁都欢。你放弃捍卫死去的同胞，只会加深日本人对你的鄙弃。

　　在为战争谢罪这个问题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公开站到日本一方。日本为此使自己受到孤立。更重要的是，日本目前面临着严重“高龄少子化”的问题。出生率低，人口下降。必须引进外国人口，来维持目前的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平。而这些引进人口，大部分是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移民。移民最终将改变日本“单一民族”的人口结构。日后这些移民在国内政治上有了发言权，会为自己的祖先说话。不谢罪的态度，日后在日本国内也不会理直气壮。所以日本政府拼命想现在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有求于中国，多于中国有求于日本。要吸引外资，主要靠的是建设一个法治、开放、民主的社会。此乃国家富强之正路。而不是靠出卖灵魂，拿祖宗生命的尊严和民族国家的精神来换得几个眼前利益。当国际上的叫花子，是要不来几个钱的。

　　无知可悲，堕落可鄙。而基于无知与堕落而在国际政治上投机，则变得可怕了。其实，亲日论者们所有战略考虑的核心，全在于这一句话：中国应该全力对付的是宣扬霸权主义与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如果日中关系得到改善的话，中国在对美外交问题上可以获得使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的“副产品”。

　　这样的思考，不禁让人联想起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的外交战略。当时，日本认为：美英是日本的主要敌人，为了全力对付美英，必须联合德国。同时，德国的极权主义政治形态，也更适合日本的价值，而美国自由主义精神所代表的无非是文化堕落。结果如何，笔者在此已经不用多费口舌。中国当然不应该把日本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

　　当前中国的亲日倾向，与反美相辅相成。亲日派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日接近会给他们带来反美的筹码。殊不知，日本长期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紧要关头，美国会坚决要求日本站到自己一边，日本也绝不敢不顾厉害，自行其是。亲日者们更加低估了美日文化、社会整合的程度。笔者曾经和美国各大学研究日本的博士生们在日本研读一年。深感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已经使双方变成了天下最好的一对夫妻。战后美国的第一代日本专家，就是抱着美日永不为敌的信念成长起来的。双方不仅在文化上交流，而且这些文化的使者们彼此通婚，生儿育女，创造了拿双重国籍的一代。这些人人数虽小，但在促成美日相互理解和尊重上，影响至大。在这些人的带领下，双方的文化交流从中小学生一直到大学教授、政治文化精英，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制度性体系。乃至两国不少人对对方的国度充满了幻想式的崇拜。

　　“经济学人”不久前的调查显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亲美的国家。你在日本住上两年，看看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是什么态度，对美国人是什么态度，马上就明白了。你能想象一般的日本人会在任何场合，冷落他们的美国朋友，过来和你说个没完吗？在日本，媒体上一天到晚的话题是：人家美国都这样了，我们怎么还不这样？甚至民意调查发现，美国的贫富分化大，也被视为美国比日本的优越之处。更滑稽的是，日本人讨论取消汉字，支持者说：汉字对美国人太难，所以他们因此不学日文，凭什么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学日文，总是中国人学得好？我们的文字对美国人不公平。这还不算，还要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让美国人不必学日文了。而反对者的意见之一是，美国人若不必学日文了，那些已经辛辛苦苦学习了日文的美国朋友手中的手艺不就没有用了？我们不能对不起他们呀！美国人是上国之人，被日本人关心得无微不至。你中国人算老几？不就杀你们几个人吗？我们已经给了你们低息贷款，你们还想要什么？(这是一个留美日本人的原话)。美日若能被我们这几只井底之蛙的谋略所离间，除非两国国民一夜之间变成白痴。

　　日本颇有些反美的右翼。但这些人骨子里对美国崇拜得不得了。他们的反美所流露的挫折感，其实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美国人不买他们的账，于是有了逆返心里而已。美国人只要稍微对他们掬个躬，他们就会受宠若惊。象右翼的教父江藤淳，在自杀前批判美国批得甚凶，但他恼火的事情之一是，美国人不和“真正了解美国的日本人”打交道。而“真正了解美国的日本人”就是他这样的人。他在普林斯顿游学教书的时光，是他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让他念念不忘。石原慎太郎嚷着对美国说“不”。心里气的是美国的政治家看不上他。但是，美国对他一有笑脸，他立即会变。他们关心的中心问题，还是如果对付中国。对这一点，布什特别能够理解。他的亲日政策，深得日本右翼之心。这几年日本反美情绪退潮，也是不争之事实。

　　我们这些亲日论者想回避的事实是：中国要现代化，必须在最大程度上争取美国的合作。如果和美国冲突，你和谁结盟中国的现代化也会搁浅。目前最要紧的，还是避免与美国的冲突，扫清中美关系之间的障碍。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反过来可以使中国在对日外交的战略地位得到提高，巩固中国在亚洲的地位。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没有干过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情。中美之间有着长远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相互合作的历史。911以来，中美的关系已经大大改进，敌意削减。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加深，美资大举进入中国，美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越来越多。目前国人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美虽然目前在意识形态上差别太大，但其深层的文化价值却非常接近。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精神，和日本的皇国传统格格不入，和美国的平民主义价值却一拍即合。在骨子里，中国人还是对美国那一套强调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情有独衷。中国如果能够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中美在价值观念上就会更加接近，有更多对话的可能。对中国利益而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比日本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要重要得多。说服美国公众：中国是个正在改革之中的负责的大国、而非一个不可预测的危险敌人，才是中国国际战略之基石。不看这一基本事实，把中美对立视为中国未来外交的基本前提，那将如同当年日本联德抗美一样危险。

　　 中国人要有尊严，中国要有尊严，就必须接受自由、民主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中国文化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接受这些价值的文化基础。亲日派们企图绕开这些价值，其结果，我们无非只能是个“坐不稳的 奴隶。”

　　 条条道路通罗马

阿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