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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黄子孙同携手，共赴钓岛讨日贼[转帖]


炎黄子孙同携手，共赴钓岛讨日贼
----2003年10月7日海峡两岸与香港联合保钓行动声明


中国海峡两岸与香港首次共同出海保钓行动于2003年10月7日15点10分开始，并已经在中国福建省厦门东渡渔港起航出海。

本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窃取我钓鱼岛的无理行为，用行动捍卫中华民族对于钓鱼岛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尊严,回击日本对中华民族的无耻挑衅。此次行动由台湾保钓行动小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大陆民间保钓人士共同发起,个人自愿参与。严格遵守相关法律,理智爱国，不主动采取过激行动。

本次从厦门港出海人数为10人(不含船工)，其中台湾保钓人士一名，香港保钓组织成员五人，大陆民间保钓人士四人，岸上协调工作人员7人。出海船只为闽龙渔F861铁壳渔船，将在与台湾、香港保钓人士四人海上会合后到钓鱼岛抗议日本的无耻窃土行为，用行动宣示主权。

本次联合行动显示了全球华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感情和文化根基和反对民族分裂，促进统一的决心！

我们敦促日本政府认真反省过去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防止军国主义思想重新膨胀，不要在伤害中日感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要在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上闭目妄行，这只会重新把日本人民带到灾难之中，并要求日本政府为世界和平和中日两国的和平共处真正拿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本次行动得到了海内外广大爱国者和保钓组织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厦门广大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

目前保钓船只已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随时会有遭日本军舰拦截的可能。请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保钓勇士和保钓行动的最新进展！

祖宗基业，誓死必保!


保钓出海人员(14人)：

台湾：金介寿（台北县议员、台湾保钓行动小组组长）、黄锡麟（保钓行动小组执行长）、赵得申

香港：朱幼麟（香港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代表）、柯华（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罗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副主席)、郑志坤、陈裕南、王国豪、曾建成

大陆：张立昆（天津）、李义强（厦门）、方卫强（浙江）、殷敏洪（湖南）

岸上协调人员(7人)：彭国辉（辽宁）、周文博（北京）、吴建辉（江苏）、涂华峰（广东）、 陈智强（福建）、李杜平（福建） 、李南（北京） 总计21人。

保钓志愿者登上钓鱼岛后，将和平理智宣示主权，促成钓鱼岛问题的和平解决。

岸上协调小组电话：0592-2115828 0592-2114322


中国保钓志愿者

2003．10．8

日本大规模进攻中国外交
凤凰卫视10月6日消息：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曾经对东盟（ASEAN）提议，希望在12月份于东京召开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时召开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GMS）的5个成员国首脑的会谈。
这是外交有关人士在东盟举行一系列会议的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证实的。东盟各国外长在5日的会议上就日本将GMS成员国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外一事表示，担心“东盟与中国可能发生摩擦”（印度尼西亚外长哈桑）。日本目前没有邀请中国参加12月份的特别首脑会议。 GMS由中国、东盟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以及柬埔寨组成。以亚洲开发银行为总结负责，加快区域内的交通、通信设施的完善等。

实际上湄公河发源于中国境内，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日本此举的目的（可能）是以小利益诱惑上述国家到日本开会，从而引起中国与上述国家的矛盾，使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夭折。因为中国参与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必将强化中国与上述国家的关系，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和影响力，而使日本人在亚洲扮演次要角色，使日本人的地位边缘化。当然，紧接着的则是中国与上述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合作互利，商品市场的相互开放和互利合作。日本人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使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成功，而是基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目的，中断中国与世界上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互利合作。
从安大线也可以看出，日本人以一种目前还看不见的虚无的“好处”，就诱使俄国放弃了同中国的能源合作，而中国将在经济开发、武器采购等领域对俄国进行对等报复，势必使中俄短暂的国家级战略安全、经济安全合作陷于停止，并有可能使双方陷于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而极大影响两国关系。就这样，日本没有实际付出什么代价，中国和俄国合作互利的好处固然烟消云散了，甚至中国和俄国的经济、军事合作趋于式微，日本人对中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谋略得以得逞。
同理，如果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的其他五国因为贪图日本的小利益而置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的大局于不顾（或者以日本取代中国），势必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报复，中国甚至可能在河流上游多修建水库而控制湄公河的水量来惩罚上述五个国家，那么我们理想中的合作利益固然不见了，中国与该五国的关系也大大紧张，实际上还失去了一个极大的市场。
从《孙子兵法》的道理看，日本对中国外交谋略的进攻，实际上是战争的一种高级形式，日本目前已经将中国作为战争对手，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引起高度警惕，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挫败小日本的阴谋。

　　10月6日，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美乡表示，非典如果重新出现，将会在高纬度且有着足够病毒量的地区率先爆发。何表示，一位不久前造访台湾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预言说，北京纬度高，今年秋冬再度发生非典疫情的机会较大，此外，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加拿大、新加坡都不能掉以轻心。

 
　　专家们言之凿凿，人们就不能掉以轻心，非典的警报就不能解除。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世界上纬度高的城市远不止北京一个，而新加坡纬度并不高，为何独独这些地方偏受非典病毒的青睐呢？10月份刚刚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一书也许为解开这个疑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该书作者童增在此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一个基因武器！

　　童增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曾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他提出的“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理论，引发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的奠基人之一。闻知《最后一道防线》一书出版，记者联络童增并专就此书进行了采访。

　　非典病毒只针对特定人群

　　说非典是生化武器，在非典今年3月开始肆虐我国后就有媒体有过此说。香港《大公报》今年4月13日报道说，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士卡雷辛柯夫在非典疫情大规模爆发初期就断言，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生物武器，极可能是从实验室里流出来的。他的依据是：非典是麻疹病毒与流行性腮腺炎病毒的混合体，而这种混合病毒只有在实验室里才可能培育出来，在自然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发生。非典来自生化武器这一观点提出来后，美国政府还曾两次否定非典是美国的生化武器。

　　童增则对非典是生化武器一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果非典是生化武器，它就会不分国界、种族地进行侵害，但实际情况是，非典主要肆虐的是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华人社区，因此，非典可能是比生化武器更高级的基因武器。

　　童增说，全世界有白色人种、黄色人种和黑色人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差异，不同人种对疾病感染是有差异的。他引述中国遗传学专家杨焕明的观点说：“现在测的人类基因组是白种人基因组，白种人基因组和黄种人的基因组肯定还有差异，现在看至少差千分之六左右，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基因武器是根据某个人种的遗传基因而制造的，它在使用过程中针对的就是这个人种。

　　而非典病毒就有这种特性。非典病毒白种人就很难被感染，即使染上了恢复也较快。日本也很少有非典病例，这是因为日本人的地缘关系与同一纬度的中国人相差很远，基因病毒可以很容易“识别”日本人和中国人。美国则没有死亡病例。加拿大截至4月25日被传染139例，死亡15例，而其中华人占13例。

　　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计确诊病人为8437人，而非典累积病人集中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加上华人比较集中的新加坡，合计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华人非典确诊病人，共占全球非典确诊病例的96％以上。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余地区，合计不足400例。全球非典累积死亡人数为813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华人死亡病例，也占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

　　童增认为，这就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非典是某国研制的专门针对华人的基因武器。

　　中国人基因资源流失堪忧

　　童增曾因工作关系在1998年参加了一个“中国西部老人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他后来发现，美国、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研究。童增当时感到中国人遗传基因这样流失出去可能会对我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于是，他站出来力阻此事的进行，当时，国内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据童增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美国、丹麦、日本等一些国家的有关部门，以及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利用中国当时还未认识到基因资源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中国人的基因资源进行了举世震惊的巨大掠夺。它们利用中国人的这些DNA，在它们具有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足以研究出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让中国60岁以上老人患老年痴呆症、让中国妇女患绝育症以及让中国军人在战场上熟睡三天三夜的各类基因武器。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许多美中合作的人体实验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常见的手段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出钱，通过中国留学生回国做项目，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人体试验，然后把试验获得的血清或DNA样本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

　　众所周知，血液是人体供氧和排毒的途径，通过血液可以了解人体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缺陷，以及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情况。通过抽血和基因试验可以针对中国人的特点来制造相应的基因武器。只要找到基因密码的突破口，就可以利用其有效地防病治病，当然也可以利用这一技术祸害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还在北京、河北等地获取了中国百岁以上老人的血样带回美国进行研究。1995年，美国一个机构在中国北京、成都和杭州3个城市一共采集了300个老人的血样，然后送到美国。美国一个机构大为惊喜，随后，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通过美国健康研究院进行资助，由美国杜克大学具体实施，策划在1998年―2003年期间，在中国22个省市进行一万个中国高龄老人的血样采集，进行中国老人的遗传基因研究。为此，美国方面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有一些日本人办的企业，日方老板要求中国打工者定期进行体检，进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当地的医院去抽血，进行体检，而是在工厂里抽血。每年要抽几次血体检，最后也不告诉你究竟有什么问题，而日本工厂对中国打工者在自己厂里一年抽几次血究竟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答案。

　　在20世纪，中国各地相继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古人骨。在1998年以前，由于中国对古人骨的基因研究还未开始，美国一些机构通过各种渠道，采取资助合作方式，将一些中国出土的古人骨运往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进行DNA提取、扩增、测序、对比研究，以此来研究中国古人类基因与现代人基因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这对于从历史的角度了解中国人种的遗传基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今年非典肆虐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国人显然属于非典病毒的易感人群，这说明中国人体内存在着抵抗非典病毒的缺陷。这种缺陷的研究，只有通过中国人的血样进行基因测试和分析来进行。这就联系到1996年美国健康研究院在中国进行的“中国人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项目。

　　根据研究要求，美方选择了安徽安庆地区做采样研究。美国健康研究院的这个项目期限是1997年7月10日到2002年6月30日，不能排除有关部门将中国人的遗传基因无偿或有偿提供给美国其他的军方实验室或非军方实验室。

　　童增还提到，美方利用了中国在农村地区建立的三级医疗体系来提取血样，而且还有超量提取血样的现象。最终，仅哮喘病一项调查，美方拿到的DNA样本就有1.64万份。其中仅在安徽的肺炎和哮喘病样本的筛选就“涉及600万人”。加上上述其他的研究项目，“覆盖面达到两亿中国人”。可以说，中国人的几千年的生命信息在美国的各大实验室里暴露无遗。”

　　美国早就在研究冠状病毒

　　非典肆虐时，美国也发现了数十例病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非典患者的死亡率约为15％，但美国无一例死亡病例。虽说美国医疗水平较高，但从传染病学来讲，美国人对非典病毒属于非易感人群。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基因研究的突破，美国军方的基因研究项目越来越向实战的目标迈进。为了确保美国未来的霸主地位，美国军方制定了以基因武器为秘密武器打击敌方的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根据参与者的透露报道说，中国的华人、欧洲的雅利安人、中东的阿拉伯人的基因，均属于美军的搜集范围。大量的非军方机构参与了美军的基因战项目，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农业类）、美国的MCRC公司（合成核酸，制造基因结构）、美国的国家医药总局、负责专业疾病研究的组织等等。

　　非典具有基因战基本形态

　　基因武器也称遗传工程武器、DNA武器，它一旦问世，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

　　2002年8月23日，《俄罗斯人》报发表特约撰稿人波格丹诺夫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到：在非洲某个神秘岛屿上，有人正在秘密试验一种新型生物武器，这就是被称为“种族炸弹”的基因武器。他还在文章中引述英国医学协会此前发布的《生物工程技术―――人类基因武器》专题报告中的预言说，一种杀伤力空前的“种族武器”近年内即将面世。

　　英国《泰晤士报》曾于1998年9月披露一则秘闻：为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攻击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种炸弹”。

　　基因武器可以使已接种或预先储备的疫苗失效，基因武器的制造者享有单方面优势，只有掌握遗传密码的制造者才可以破解，即使最终能够破解，也会由于缺乏时效性而导致重大损失。童增认为，在这一点上，非典病毒的来源没搞清楚以前，其表现形式与面对基因武器难以防范的特点非常相似。

　　据一些中外专家估计，此次波及全球的非典疫情给中国造成了40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胜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1998年的大水灾。此外，非典还给中国造成了其他无形的损失，譬如一些国际性会议不得不因此而延期或易地举行，今年的女足世界杯就因为中国非典疫情使美国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手中拿到了主办权。如果今冬明春非典再度在中国肆虐，那么它危及中国顺利举办2008年奥运会也不是没有可能。

　　记者问童增：“尽管有许多证据，但这也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你对此究竟有多达把握？”童增说：“也许事实并不像我推演的这样，但上述问题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有许多事情都从不可能到了可能。可以说，非典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似乎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童增说，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冠状病毒，如果各国管好自己的实验室，不让冠状病毒流出来，那么我想今冬明春非典就不会再度肆虐。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张贤亮

    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日本专攻医学，偶然看到一部报道日俄战争的记录影片里有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围观者皆中国人，麻木之状可掬，自此弃医从文。在他当时的心目中，似乎文学才是富国强民之道。这则轶事文化界尽人皆知，不必饶舌。

    最近因纪念反法西斯胜利５０周年，电影电视里又看到许多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且都是当时的真实记录，有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藏的，还有的更是“大日本皇军’，自己留下的“赫赫战果”。不知鲁迅先生那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是怎样情景，但可以断定，日俄战争中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头与鲁迅先生逝世后日本兵的作为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到本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日本兵不再是－个个地杀中国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杀，成千上万地杀；杀中国人的方式已大大进步，机枪加大炮再加毒气弹，用著名的日本军刀把中国人头手工处理掉，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就像放着整套的电气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规则来浅斟慢饮相似。亲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乐趣；机械作业其实是最沉闷最无趣的，手工作业才能显出个人风格，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展开竞赛，机械化批量生产中国人头，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赛杀中国人取乐还嫌不足，对中国妇女好像是先奸后杀更为开心，於是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许多中国女性的解剖照。这类珍贵的照片和记录片，鲁迅先生都无缘见识，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我们这一代人看了后是怎样的心情，我没调查也就不便发言。仅就我个人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看了后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昧到看了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从此心怀报复，发誓要跑到日本去杀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这都是５０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事情与现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今天，重新发表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了让全世界、让整个人类都牢记血的教训，防止历史在今后重演，决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会挑起仇恨。以上两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识，区区者如在下，也还是明白的，况且战犯已在东京法庭受到惩罚，时过境迁，今天的中日关系也正常化了。

    但现在，中国人倒是宽容大度地原谅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干的兽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当权者（其中不乏日本军人的後代）却不承认他们前辈做的事情；我们无心让后代人还前代人的欠债，而後代人却不领情，压根儿要赖这笔帐，这就很难叫我心平气和了。

    据报载，受现代日本教育成长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数对50年前的中日战争的认识是：“一，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战争；二，我们打败了；三，我们赔偿了。”不能怨这一代日本人无知，因为他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如果我们的教师按这样的教科书教育我们说：“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不止一次，日本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全靠‘马关条约’的战争赔款，他们在我们身上发了财又来打我们，所以日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是我们的敌人。”全体中国人不磨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无从谈起，两个大国之间会一直敌对下去，世界也就永无宁日了。也是据报载，日本战败五十年后，终于有一位政府首长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公开承认，过去日本“进出”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对亚洲赤裸裸的“侵略”，而已誓言“日本将不会重犯这些错误”。然而就在首相“反省与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倒有半数成员，即十名内阁部长，跑到放置被国际法庭绞死的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拜祭所谓“为国捐躯”的“英灵”，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这葫芦里的药只能骗骗“老外”，骗中国人真可谓班门弄斧了。

    我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生于南京，可以说我一出生就领教了日本人的招数。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湖北路狮子桥，祖父给它取名“梅溪山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座园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发生“西安事变”。

    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日本军队也就加紧了侵略步伐，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大日本皇军”兵临南京城下，我们举家成为“难民”，逃往四川。今日想来，其惨状肯定比“波黑战争”中的难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有国际救济）。我母亲后来回忆说，在从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个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闹个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来，才发现我脚上的鞋袜都掉了，裸露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焐暖。我不能说这个毛病绝对是日本人给我造成的，也许有其它原因，但谁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难不可呢？如不逃难，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万烈士中的一个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况下，每晚脚冷得睡不着时，我不想日本人想谁？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经从婴儿长成为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不可能去前线，而即使身在重庆，也可说是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伴随着我成长的：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也亲眼见识过“大隧道惨案”。我想这点也应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它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培养成坚强无畏的性格。对老宅我毫无印象，但据长辈说庭园已面目全非。小时喜欢玩耍，老宅的庭园比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大得多，足够我自由驰骋，而我所见的已是满目荒凉，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庄”，其实既无梅也无溪了，假山倾圯，杂草丛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门全改成日本式的纸糊拉门，地板上铺着“塌塌米”。邻居告诉长辈说，我家曾被日本军队当过“宪兵司令部”，此说确实与否存疑。不过有一次我曾玩到一个地下室，确实看见过墙上有血迹，阴森的地下室里摆着几张莫明其妙的长板凳，屋顶上吊著铁链，少不更事的我感觉到有点恐怖兮兮的，后来我再没去那里玩耍。大了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吧，这也应该感谢日本人绘我的知识。

    老宅院落里还有一间大房子，说是日本人原先的仓库。我去玩的时候，里面还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横七竖八地摞着，已经变质，硬的跟岩石一样。留在南京的邻居告诉我，日本人爱吃甜食，煮鸡也要放糖（？），他们到处搜刮糖，所以仓库里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糖带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习惯，邻居逗我玩罢了。可是，虽然我小时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却对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一，和血与恐怖有关；二，爱吃甜的。不知怎么，这种印象在我脑海里可说根深蒂固。如今我当然不能说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仅此而已。可是细细捉摸起来，这种印象好似真有点象征意味哩：鲜血与白糖！

    再后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好像是“阶级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锐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更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我以为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荒谬，却也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体化的教育，中国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狭隘，把“非我族类”视为非人异类，即使是带有极左色彩的国际主义，也大大消除了中国老百姓一贯怀有的盲目排外情绪；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念的变化奠定了今日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正常交流的基础。

    我当然不再简单地把日本人和血与糖联系在一起了，更没有一点点敌对情绪。平反后，随着我的小说被译成日文，也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十几年来跑过很多国家，虽无大的长进，至少这点常识还是有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内部，都有好坏人之分，而好人总是占大多数。如今，不管是对西洋人、东洋人或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我都以一个人的平常心去对待。“平常心”是个佛家语，也是全世界人一体化观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译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学的年轻学者野泽俊敬。他干里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宁夏，就为了与我面谈，弄懂《绿化树》中的几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通信中也能解决。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我，当他提出出版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个小企业，付不出较多的版税时，我马上表示主动放弃版税，帮助他顺利地出版第一本译作。译本不久就出来了，虽没给我支付版税，但邮寄来两大箱装帧得很好的样书，并附了一封诚恳的感谢信。  

    我自然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多，所谓人生经历就是个不断和人交往的过程。碰见的中国人有可气可笑的，碰见的外国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东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见书房”，连续翻译出版了我两部书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译本为《早熟》），不但没给我打招呼，样书也不给，更不用说版税了。中国人向来有“不蒸馍馍争口气”的说法，於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长高田智之采访我，就让他评理，他听了极为我不平，写了篇报导登在日本报纸上。“二见书房”招架不住，终于通过高田先生给我来了封信，大意说，当时考虑到张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们自行翻译出版了，现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罪”。整
封信里找不出“版税”二字，真有点幽默感。我回信道，你们的信使我想到一则寓言：一个姓张的小贩在集市上卖酒，人告他卖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个小贩趁机将酒拉到别的市场上去卖了。等张姓小贩弄清是非出来，找这小贩要酒钱，这小贩却说，您老人家那时在派出所，设法跟您联系，现在我表示深深地“谢罪”，酒钱嘛，没有的！最后，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收回你的谢罪，付出你的现款！”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世界上到处都有痞子，“全球同此凉热”，有什么办法呢？直到１９９３年宁夏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东京。柴建方还看到超级市场里摆着我的作品。他买了一本回来，定价１３００日元。据说此书发行的时候日本各大报登出大幅广告，说是“现代中国的《金瓶梅》”（那时《废都》还未出版）。
把我抬举了一番，我还不领请。

    痞子过了又遇见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学协会，翻译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话》，译者大望浩秋。有“二见”的经验，我压根没想到要钱，而他们却托人把版税带到北京，尽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觉。中国人似乎向来有个“人心换人心”的传统心理，钱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如今你给了人家一张热脸，而人家却给你一个冷屁腔，怎么也叫我想不通。

    其实我对日本人和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东南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样都很喜欢。在各国旅游时，常见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面小旗子和哨音的指挥下统一参观的情景。尽管在香檄里檄大街上或卢浮宫里这样拘谨地游行未免有点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我曾暗暗想过，这样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在某些方面可作为其他民族学习的好榜样。然而和德国人一比，立刻会对他们失望，虽然队列艰整齐，旅游的队列也几乎走遍全世界，但他们在世界各地却没有学到什么看到什么，依然心胸狭窄。

    我有幸到过以色列，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暂且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给我的震撼，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却不由得对德国人产生了好感，当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国人。陪同我们的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介绍，建造“纪念馆”时，德国人出的钱最多，而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我亲眼看见不少德国游客在纪念碑前脱帽致哀，我也立在碑前，我觉得我是既向死难的犹太人致哀，也是在向德国人致敬。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已六十高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今天他对德国人已毫无芥蒂，跟德国游客谈笑风生，常常把我们撂在一边。如果说日本人是很难战胜的，那么德国人不“战”，就“胜”了！

    柏林、德累斯顿在二战中挨的炸弹炮弹燃烧弹所造成的损失、死亡的人数不比长崎广岛少多少，不过长崎广岛人的死亡方式毕竟有所不同，今天纪念他们有另一层政治意义然而假如德国人要纪念柏林和德累斯顿挨炸，凭他们的聪明劲儿，也不是想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我们应该理解和同情日本人对核武器的特殊憎恨，但过份喊冤叫屈也令人反感。核武器是全世界人都厌弃的，现在好像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情结”。日本著名女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八十年代中期特地到宁夏来访问我，山崎女士学识渊博，修养很深，谈吐高雅，特别是对人谦恭有礼，弄得不拘小节的我常常手足无所措。但一谈到原子弹，我就按捺不住地要反驳她几句。说到中国的“文革”，山崎女士也极痛心，她说，中国的“文革”就像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我说，中国的“文革”可和日本挨原子弹不太一样，“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其实中国人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任何别的国家，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文革”对中国人是一场无妄之灾，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个问题槁不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

    我本不愿接触核武器这样敏感的话题。然而也是据报载，就在日本执政的首相对二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反省和道歉”的同时，就在全世界人民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同时，日本执政党会议却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要冻结对华援助。但一个赢弱的人面对周围一群强者，在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时刻（比如面前就站着个死不认错的人），手里拿根棍子总比赤手空拳有点儿安全感吧。我一向不愿妄谈政治，只会写小说来过瘾。可是今天我忍不住要议论议论：本来，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完全是援助国的权力，谁也不能强逼他来援助谁，今天援助了明天停止援助也是援助国的自由，别人也奈何不得，但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已知道中国是个核国家，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核试验，如果真正是针对核试验而来，你老先生早干什么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你不早不晚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下，难怪中国人会认为日本人“醉翁之意不在核试验”了。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小说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已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厦商业快讯社的电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

痛打日本狗！

怎么进不去？

我在一年前就不用日本货了
而且我家里所有人都是如此

我们也搞一个针对日本和美国的基因武器。特别是狗日的的日本人，应该杀光

是不是真的哦？中国人最好假打，
张贤良这家伙写的小说还可以，
能真做到他说的那个，也不错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