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的随笔

关于孔子的随笔
文章提交者：北鸣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关于孔子的随笔


前苏联著名的诗人叶甫图申科在其诗作《中国海员》中写道：

假如孔子还活着，
他就不会受骗，
而是怀着悲伤的心情
打量着自己的国家。

其实，生活在动荡的、纷争不断的春秋时代的孔子又何尝不是“怀着悲伤的心情打量着自己的国家”。我无法揣测孔子当时的心情，只能按常理对“圣人”作凡人的推测：孔子一定象今天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一样，怀念着周朝，并把“克己复礼”当作毕生奋斗的目标。

孔子的历史局限性好象就表现在这里，在混乱的现实生活中由于看不到未来，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过去社会合理性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成了他创立儒家学说的基础。所以，把儒家学说看成是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产物，似乎更有助于对孔子的了解。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基本教义，主要集中在他的言论集《论语》中。对于一门影响深远、构成一个民族文明的基础的学说来说，儒家学说的创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孔子没有留下有严格的逻辑体系支撑的系统的著作，甚至没有象老子样的留下一部玄学的《道德经》来供后世的无数学人去揣摩。《论语》可以说是一部随意性很强的内容涉及广泛的“警世格言”的汇集，这些格言经过士大夫通过各种文体形式的传播，逐渐地与社会习俗有机地融合了起来，确立起了中国特有的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道德规范，而“礼、义、廉、耻”又归结为抽象的“仁”字。在儒家学说的研究者中，对“仁”字的解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至今无法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的解释。

在诸多的资料中，偶然看到了《苏联小百科全书》中对“仁”字的解释：

孔子伦理学说的中心概念是“仁”（“人道”），是决定人们相互间关系并严格固定其社会地位的规范。执政者应该遵守规定的等级制度，同时鼓励人民履行其义务――学习和修身。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孔子学说有进步的启蒙教育的倾向。同时，这种倾向又同神秘地宣扬崇拜祖先和遵守某些宗教传统结合在了一起。

这个解释完全是董仲舒式的解释。我认为，按照孔子的本意，他很可能是试图建立一种全社会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使得国家能够在公认的社会伦理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以便结束春秋动荡的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但是，在孔子时代诸侯割据的局面正处于鼎盛时期，区域发展的极大的不均衡恰恰需要以“分争”的方式来挖掘地方的潜力，所以不具备形成“大一统”社会结构的条件，因此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当时遭到冷遇是必然的。

在欧洲也有类似的经历，基督教的兴起是巴勒斯坦反抗古罗马贵族教的产物，而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取代奴隶制社会规范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适应了欧洲新兴封建制度的政 治需要，所以很快地席卷了欧洲大陆，《圣经》因此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神话成为了中世纪欧洲文明的源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了摆脱基督教的束缚，提出了“回到古希腊罗马”的口号，绘画与雕塑都开始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题材，大胆地以裸体女性为形象来表现“神”的外显，所以文艺复兴运动被许多文化史评论家指责为“复古运动”；但是，文艺复兴的实质是，在“神”的外衣下恢复了人的尊严，对裸体女性的神话就是对人的神圣与尊严的艺术的肯定，所以恩格斯正确地指出：文艺复兴的实质就在于人的发现！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其命运与基督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遭到冷落后，在秦朝遭到了全面的镇压与禁止（焚书坑儒），其结果是在秦始皇死后不久就发生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秦朝的覆灭并不在于国家镇压机器不够完善，而在于社会伦理在“大一统”社会中的缺位。因此，汉朝在经历了许多动荡与内讧后，在汉武帝时代终于认识到了治理国家必须借助法律与伦理的双重手段，而统一的“伦理习俗”比单纯的武力更为重要。正是处于国家“大一统”的政 治需要，汉武帝的大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全面改造了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与“伦理纲常”达到了形式上的一致，从而确立起了“汉化儒学”在中国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

与欧洲不同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在反叛基督教时可以回归古希腊罗马，但中国在反叛孔子时却无所回归，最终的反叛不得不向孔子回归，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形式激烈，内容空泛”的原因。

对于“无所回归”的中国文化来说，不可能产生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只有在反叛的过程中肩负起创造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作为五四仅存不多的硕果，不仅是一个反叛者也是一个创造者。中国文化不管如何峰回路转，在反叛孔子的过程中最终不得不向鲁迅回归。

这，就是中国文化无法超越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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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著名的诗人叶甫图申科在其诗作《中国海员》中写道：

假如孔子还活着，
他就不会受骗，
而是怀着悲伤的心情
打量着自己的国家。

其实，生活在动荡的、纷争不断的春秋时代的孔子又何尝不是“怀着悲伤的心情打量着自己的国家”。我无法揣测孔子当时的心情，只能按常理对“圣人”作凡人的推测：孔子一定象今天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一样，怀念着周朝，并把“克己复礼”当作毕生奋斗的目标。

孔子的历史局限性好象就表现在这里，在混乱的现实生活中由于看不到未来，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过去社会合理性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成了他创立儒家学说的基础。所以，把儒家学说看成是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产物，似乎更有助于对孔子的了解。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基本教义，主要集中在他的言论集《论语》中。对于一门影响深远、构成一个民族文明的基础的学说来说，儒家学说的创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孔子没有留下有严格的逻辑体系支撑的系统的著作，甚至没有象老子样的留下一部玄学的《道德经》来供后世的无数学人去揣摩。《论语》可以说是一部随意性很强的内容涉及广泛的“警世格言”的汇集，这些格言经过士大夫通过各种文体形式的传播，逐渐地与社会习俗有机地融合了起来，确立起了中国特有的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道德规范，而“礼、义、廉、耻”又归结为抽象的“仁”字。在儒家学说的研究者中，对“仁”字的解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至今无法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的解释。

在诸多的资料中，偶然看到了《苏联小百科全书》中对“仁”字的解释：

孔子伦理学说的中心概念是“仁”（“人道”），是决定人们相互间关系并严格固定其社会地位的规范。执政者应该遵守规定的等级制度，同时鼓励人民履行其义务――学习和修身。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孔子学说有进步的启蒙教育的倾向。同时，这种倾向又同神秘地宣扬崇拜祖先和遵守某些宗教传统结合在了一起。

这个解释完全是董仲舒式的解释。我认为，按照孔子的本意，他很可能是试图建立一种全社会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使得国家能够在公认的社会伦理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以便结束春秋动荡的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但是，在孔子时代诸侯割据的局面正处于鼎盛时期，区域发展的极大的不均衡恰恰需要以“分争”的方式来挖掘地方的潜力，所以不具备形成“大一统”社会结构的条件，因此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当时遭到冷遇是必然的。

在欧洲也有类似的经历，基督教的兴起是巴勒斯坦反抗古罗马贵族教的产物，而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取代奴隶制社会规范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适应了欧洲新兴封建制度的政 治需要，所以很快地席卷了欧洲大陆，《圣经》因此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神话成为了中世纪欧洲文明的源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了摆脱基督教的束缚，提出了“回到古希腊罗马”的口号，绘画与雕塑都开始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题材，大胆地以裸体女性为形象来表现“神”的外显，所以文艺复兴运动被许多文化史评论家指责为“复古运动”；但是，文艺复兴的实质是，在“神”的外衣下恢复了人的尊严，对裸体女性的神话就是对人的神圣与尊严的艺术的肯定，所以恩格斯正确地指出：文艺复兴的实质就在于人的发现！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其命运与基督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遭到冷落后，在秦朝遭到了全面的镇压与禁止（焚书坑儒），其结果是在秦始皇死后不久就发生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秦朝的覆灭并不在于国家镇压机器不够完善，而在于社会伦理在“大一统”社会中的缺位。因此，汉朝在经历了许多动荡与内讧后，在汉武帝时代终于认识到了治理国家必须借助法律与伦理的双重手段，而统一的“伦理习俗”比单纯的武力更为重要。正是处于国家“大一统”的政 治需要，汉武帝的大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全面改造了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与“伦理纲常”达到了形式上的一致，从而确立起了“汉化儒学”在中国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

与欧洲不同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在反叛基督教时可以回归古希腊罗马，但中国在反叛孔子时却无所回归，最终的反叛不得不向孔子回归，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形式激烈，内容空泛”的原因。

对于“无所回归”的中国文化来说，不可能产生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只有在反叛的过程中肩负起创造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作为五四仅存不多的硕果，不仅是一个反叛者也是一个创造者。中国文化不管如何峰回路转，在反叛孔子的过程中最终不得不向鲁迅回归。

这，就是中国文化无法超越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