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村在干部进驻后命运悄然嬗变

 
 

  
文萃


河南艾滋村在干部进驻后命运悄然嬗变

东方网     (2004-06-05)

　　东方网6月5日消息：河南省驻艾滋病高发村工作组下乡已经100天，当初锣鼓喧天的进村场面已渐渐被人们淡忘。

　　38个帮扶工作组进入全省6市13县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其中，上蔡县就占了22个，分布于县城东南方圆不足10公里范围内。在这22个艾滋村中，文楼就是“艾滋村”的代名词。

　　干部下乡的100天里，文楼的命运在争辩中悄然嬗变。

　　在这短短的3个多月里，有着太多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冲撞。

　　在距文楼不足2公里的后杨村，村民们对驻村干部还是有些陌生，看着文楼“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有些难以理解，波动的情绪明显地写在了脸上。

　　艾滋病毒吞噬了村民的躯体，更为严重的是，它几乎扯断了他们的经济链条，打乱了他们的社会系统。要让这些村庄得到新生，可能比治疗疾病更加困难。

　　对艾滋村的帮扶，文楼是一个符号，更应该是一个起点。

　　文楼转机

　　生死更替

　　越冬的燕子飞回来了，双双落在屋檐下的晾衣绳上欢叫。程俊魁走了。100天前，驻村干部在敲锣打鼓声中下乡的第一天，程俊魁躺在村卫生院的病房上，脚背上挂着输液针，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他已经被艾滋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程俊魁撒手人寰，留下一个破败的家，一对尚未成年的女儿。程家还是像以前那样没有“门户”，院墙没有建起来，厨房也没盖，靠卖血的钱买来的砖头还堆在门口。

　　砖堆长出了青苔，瓦房更破了，纱门破了几个大洞。我们在门口叫了两三分钟，他的妻子吴云婷才从昏暗的屋内走出来。吴云婷趿着拖鞋，她瘦了，脸却有些浮肿，目光呆滞，一屁股坐在地上，盯着满是红疙瘩的脚背良久不能说话。

　　100天前，在卫生院里，站在程俊魁病床前的吴云婷还是笑容满面，那时她说她的心思都在程俊魁身上，这个家只要有他在就有希望。

　　现在，吴云婷没了头绪，她哭了：“这个家彻底垮了。要不是为了孩子，我也不想活了。”埋葬程俊魁欠下4000多元，加上之前看病欠下的2000多元，吴云婷债务缠身。

　　有一点变化让这个没了主心骨的女人出现了一线转机的希望。在最近一次驻村干部组织的体检中，吴云婷被排除为艾滋病感染者，两个孩子也很健康。

　　文楼村的庄稼地里又多了几座新坟。吴仪副总理看望过的张老太也快不行了，100天前，她还坐在太阳底下跟我们开着玩笑。

　　不知为何，走进张老太小儿子家的院子，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不是满院的野草，而是在阳光里开得正艳的那丛红花，还有墙角那一大堆药瓶。

　　大儿子一家两口已经被艾滋病吞噬了生命，张老太躺在小儿子家的床上，瘦骨嶙峋，眼窝深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大儿子留下的孤儿望着破棉絮中的奶奶，眼中充满忧郁。

　　堂屋内，张老太的老伴、大儿子、大儿媳的遗照蒙尘已厚，一口棺材靠在墙边，张老太在外打工的小儿子回来了：这口棺材准备好几年了，怕是快用上了！

　　驻村干部刚下乡时，麦子还刚寸把高，今天，地里已是金灿灿一片，这是三年来收成最好的一年，收割机在庄稼地里穿行，无论是感染艾滋病的还是健康的，村民们都有些面露喜色，忙着在刚修好的柏油路上扬麦子。

　　村庄还是那么平静，老人们坐在门口晒太阳，小媳妇们抱着婴儿坐在柏油路边的麦堆旁聊天。

　　长着茸毛的鸡仔在院落里唧唧叫嚷，文楼的生气就这样一点点旺起来。

　　吴秀丽的脸上带着笑。他的丈夫两年前死于艾滋病，她一个人带着儿子，家里只有一张床，十几岁的儿子和她睡在一张床上，儿子一见外人就羞涩得像个小姑娘。悲痛过后，她开始和几个村民一起张罗收养艾滋孤儿的事。现在，她更加乐观了，她参加了村里的秧歌队，一扭起秧歌，什么烦恼都忘了。

　　村中对于艾滋病的恐慌不如从前，艾滋村民程广华的儿子现在可以大胆地从村中小媳妇的怀中抱起婴儿嘻逗。

　　100天很短，但每一点希望、每一点生气、每一点变化的出现，即便再细微，也能触动文楼村民紧绷已久的心弦。

　　这个平静中的村庄，死亡的威胁依然存在，但希望的曙光却在寂静中逐渐明朗。

希望再现

　　驻村干部帮助修建了这条6米宽的柏油路。不久前，还有村民质疑，对于一个艾滋病重灾区，花费巨额资金修建这样一条可以并排通过两辆汽车的道路是否有必要，帮扶的钱到底有没有用在刀刃上？！

　　但农忙刚开始，村民们便感受到了这条路的好处，10多公里的柏油路成了晒麦子上好的场地。艾滋病村民陈均富说：“至少我们晾晒麦子比以前方便多了，过去的泥路湿气重，麦子三天也晒不干，现在只要一天就干了。”

　　3个月前，陈瑞军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态：从今天起，我不是干部，起码，在这一年里我是文楼的一个村民。当时在场围观的不少村民听了不久就离开了，村民说，俺不听，俺不在乎他说了什么，省领导来了，俺当然欢迎，但俺要看他到底做些啥事！

　　陈瑞军下村的日子里，文楼村的一些生存状态仍旧保留着，但，新生命运的嬗变却在争辩中一天天进行。

　　陈瑞军不再回避，他承认干部驻村是地方政府对高层领导踏入文楼村的一种“延续”，这是一种政府直面艾滋病现状姿态的延续。

　　路铺好了，三口深水井和水塔建起来了，还没有通水，水塔下尚未起用的空房，变成了暂时存放小麦的仓库，两个老农正在门口歇息，水管都已经铺到各家各户，没有花村民一分钱、一块砖，连水龙头都是政府统一装的。

　　新的卫生院并列两排房子，11个病房，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白色瓷砖的外墙让卫生院在阳光照射下煞是显眼。这个村级卫生院现在拥有B超机、X光机、心电图机，可以做各种检验，已经达到了甲等一级乡卫生院的标准。

　　一些艾滋病人已经住进医院，只不过，有一些护士在埋怨，说卫生院不过是比以前漂亮些，药品其实没有多大改变。

　　但新卫生院的功效已经显现，文楼村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大大下降，今年前5个月，共有5个艾滋病患者死亡，而在去年，一年的死亡数字是24个。

　　“五个一”工程(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在文楼已经全部完成，甚至，应该说是超量完成。

　　文楼村村口集聚着村委、小学和卫生院，是村子的“脸面”。原先破旧的4间砖房被拆迁，在原地建起了一个小花园，红砖小道，常青黄杨，几个小媳妇坐在小道边给怀中的孩子喂奶。

　　“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的标语被换成了白底蓝字的“保健康，奔小康”、“人人树新风”等标语，一切可能触动村民心境的口号均被换掉。村部前的道路两旁还竖起了与县城一般模样的路灯。

　　“有人说，我们这是在搞形象工程，但我们却是实实在在为文楼做了一些好事， 我敢说，90%的村民对路灯都是满意的！”陈瑞军话中带有一些自豪。

　　艾滋病人于长喜的愿望也快实现了，他刚30岁出头，但已经不能干重活，干部进村时他唠叨着：“要是能建个工厂就好了，我也能去干些活。”现在，一家饲料厂正由地方政府出资筹建，作为交换条件，承租厂商必须招用文楼村村民。村里的再生塑料厂、砖瓦厂、苗圃场也在计划中，苗圃的销路也已经解决，驻马店市一个部门已经答应：文楼种多少，我们就收多少。

　　“干部驻村”持续一年，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中曾说，此次帮扶工作组进驻，不是单纯地进行艾滋病的防范救治，而是要为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提供以治疗和人文关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服务，进而逐步探索出对艾滋病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照。

　　驻村干部还为文楼村建起了一座两层小楼，作为党员、村民活动室，16间房间划给图书室、计划生育学校、艾防协会等新设的部门作为活动场地。陈瑞军说，这是文楼村的第六个“一”，他要在这一年里建立一个高质量的文楼村党支部，留下一个“常驻的工作组”，他要在结束使命返回省城的那一天，将一个自力更生、不再单纯依赖政府救助的新文楼交给地方政府。

　　文楼新生

　　程广华这几天就快抱来猪苗了，因为贫穷，在过去的3年里，他家的猪圈一直闲置着。文楼村民开始养起了猪，在驻村干部带来的资金的帮助下，几十家村民的小院里已经砌起沼气池，用猪粪发酵沼气，再用沼气烧饭。现在，文楼村的猪羊、蔬菜，运至县城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难卖，文楼村经济复苏燃起希望。

　　100天可以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如果要给驻村干部的表现打分，文楼村的一些村民说可以给70分。

　　科学对待艾滋病的观念在这100天内也在逐步深入人心。尽管一些村民对免费进行的鸡尾酒疗法的副作用抱怨不已，但他们仍然相信，药物治疗能给他们带来希望。

　　当然，有一些隐患依然存在。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对艾滋病感染者实行免费匿名检测、免费母婴阻断。但一些艾滋病父母，因为害怕面对，还是选择逃避，不敢让孩子做检测。而另一些年轻的艾滋病夫妻，抱着侥幸的心理，仍在偷偷地生育后代。

　　但不管怎样，文楼村的形势正在好转，群众肯定了这一点。

　　这100天内，还有一个数字的纠正对文楼村意义非同寻常，最近的健康体检表明，文楼村实际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为373人，陈瑞军说，先前的766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假冒的。

　　假冒艾滋病人的目的是为享受针对艾滋病人的救助金和税收减免政策，甚至有个别人借此到卫生院领取免费药然后转卖。这部分人被查出，意义恐怕不止“便于救助资金更好地对症下药”那么简单。

　　100天前，村民们抄着手围观陈瑞军被各路记者采访，村民们脸上写满了怀疑和冷漠：100天前，村民们拘束地称呼陈瑞军“领导”。今天，村民们和陈瑞军迎面走过，都要“老陈”、“老陈”地打招呼，陈瑞军走在村中，也时常会被一些找他解决困难的村民围在路中央。

　　为什么要扣去30分？村民们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干部们在村庄里建路灯、修花园等是在搞面子工程，这部分资金应该用来对病人进行救助。

　　而陈瑞军也说：“我也只能给自己打70分，因为群众工作我没做到位，群众素质还没有明显提高。”

　　在文楼，干部和村民的争论时有发生，比如，村民认为目前驻村干部发放的50元救助金太少；比如，少数村民依然怀疑卫生院有医生出于私利故意克扣病人的药物。

　　甚至还有村民怀疑驻村干部浪费、挪用用于文楼村的资金，他们找工作组理论，要求建立一个文楼村艾滋病村民的集体账户，账目公开。

　　但有一点大家是达成共识的，所有艾滋病村民都清楚地知道，学校、柏油路，或许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价值不大，但无疑将在若干年后成为他们的子女的福音。

　　5月30日下午，一群放学的小学生背着外界捐赠的一模一样的书包从陈瑞军面前走过，陈说，10年后，当这些健康的孩子长大，文楼的新生真正开始。

　　磕绊中前行

　　五次围攻

　　3月19日晚上，驻村干部们刚吃完晚饭。来文楼1个月，他们已经渐渐熟悉了这个在外界看来有些恐怖的艾滋村，对身体健康的担忧和心理的防备都已变得更加理性，现在让这些省城干部头痛的是如何尽快落实帮扶和救治措施。

　　干部们正要休息，伴随着吵嚷声，韩庄的老老小小200多个村民突然闯进了村委小院，每个人都在嚷嚷，还有人在骂娘。让韩庄的村民们不满意的是，村里修路的计划里，柏油路没有铺到韩庄。他们围住了陈瑞军，大家都知道，他是文楼驻村工作组的组长，村民就是冲着他来的。

　　“别吵了，一个个说。”有干部试图维持秩序，但他的声音立刻被吵骂声淹没，现场一片混乱。“再吵我就×××！”有个干部提高嗓门骂了一句，还真管用，没人再吵了。

　　“路是一定要修的，就算省里不给钱，我也要从卫生厅想办法。修路就像吃饭一样，得一口一口吃，马路要一条一条修。”陈瑞军为铺路的事已经向村民解释好多次了，但大家还是不放心。

　　“你给我们写个保证书！”人堆里有人大叫，附和声一片。“我只是参谋，不能决策。”说话间，有人开始推搡陈瑞军，一些村民还是不能信他的话，有人叫道：“我见过规划平面图，上面没有咱们韩庄到上邵的路！”陈瑞军继续解释：“规划图上是卫生院和其他公共设施的规划，不是公路规划图。”村民将信将疑，还是吵嚷着。

　　“孩子们明天还要上学，别耽误孩子睡觉。”陈瑞军劝大家回去，但没人肯挪步。“你来我们韩庄几次？”有人责问。陈瑞军说：“我来文楼1个月，没有回家一天，文楼一共6个自然村，就算一个村去一天，也要6天。领导来视察我还要陪着，我是上蔡县22个驻村工作组的领队，还要开很多会议。”

　　说到这里，陈瑞军有些委屈：“我都50多岁的人了，在这里还要自己做饭。本来该退休了，谁想到还要在这里办这些最难办的事……我答应你们，只要有时间，我会多去几家了解情况。”

　　村民们开始沉默，有人低下头慢慢散去。“村民散后我坐下来喝了口水，觉得农村工作太难了。”陈瑞军说，在这100天里，这样上百人规模的冲突就发生过5次。

　　“村民要求修路的心情比较迫切，我是了解的。来文楼前，我听说去年春节前，一个村民到村委大闹了一场，砸坏了村委的玻璃和桌椅，因为他老婆病重时，120急救车进不了村里的泥巴路，耽误了45分钟，当天夜里就去世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因此修路成了我到文楼后抓的第一桩大事。”

　　陈瑞军说，上蔡县三分之一的蔬菜是文楼村供应的，过去路不好，运输不便，现在拉菜方便了，小孩上学骑车也方便。

　　可是村民不了解实情。按照省里的计划，文楼村本应该铺一条长1.5公里，宽3米的柏油路，马路从村口经过村委、小学到卫生院，总共投资15万元。但从工程一开始，村民们就不停地向领导反映意见，每个庄的人都希望马路能通到自己家门前。村民们的要求给了陈瑞军很大的压力。

　　“有一次，村民还是为修路的事，100多人围着工作组吵闹。第二天我回省城体检，这是我来文楼后第一次回家。我刚到省城，电话就打来了，说村民见我不在又闹开了，有人说我害怕，逃跑了。好多人冲进我们的宿舍，把我们吃的方便面、饮料全都搬回家。我一听这样下去不行啊，赶紧又赶了回来。

　　陈瑞军为修路绞尽脑汁，就在他为修路资金犯愁时，省建设厅答应把路修到每个自然村。现在文楼村柏油路一共10.8公里，最宽的地方7米，总共花了209万。

　　马路修好，村民安静了下来，一些当初叫嚷得最厉害的村民说：老陈这人不赖。而陈瑞军自己也觉得，矛盾冲突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矛盾往往来自利益的争夺。

　　路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新建卫生院的地址之争又闹腾起来。最初计划建卫生院时，每个庄都希望把卫生院建到自己庄上，卫生院离家近些，看病会更方便，村民甚至很慷慨地提出只要卫生院建在自己庄上，地可以随便征用。可等确定了地址，施工队去丈量土地时，几户农民又不干了，即便用占一亩地还两亩的政策，村民也还是不满意。

　　“五个一”工程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争吵，但不管怎样，在磕磕碰碰中，“五个一”终于完工，并且是大大地超额完工了，但就是这些“超额”的漂亮工程又引起了一些村民的质疑。

　　形象工程？

　　令一些村民不满意的正是让别村羡慕的像“花园”一样的新工程。

　　“你们去看看村口树着的路灯，每个要一万多，两排路灯得花多少钱？农村有必要弄成这样吗？！原来是两排的，后来有一排建好了又拆了，这不是浪费钱嘛！还有那个篮球场，人都要死了，谁去玩？你不知道，村头原先还树着4个广告牌，足足6米高，5米宽，我听说一个就要花一两万，有这些闲钱，给村民治病多好！”村民孔繁起不是艾滋病感染者，他自认为自己说的是公道话。

　　艾滋病感染者王恒祥大夏天还穿着毛线衣，他在一旁补充：“4月份，马路两边栽了一溜松柏，总共有几千棵，我听说，每棵就要几百元，栽了不到20天又让人给拔走了，这不是瞎折腾吗？！”

　　像这样村民认为华而不实的工程还有村头的小花园，孔繁起说，本来那地方有四间房子，空地上还能盖两间，现在修个花园，是在浪费土地。

　　陈瑞军对村民们的这些议论心知肚明，他知道大家都觉得驻村干部在浪费本该用于救助艾滋病人的钱，他暗暗叫冤：“说实话，我也觉得有些浪费，可这些工程都不是我建的，因为经常会有领导到文楼来视察工作，好多部门就把文楼作为了展示自己部门的窗口。引起争议的工程都是那些部门自己出钱弄的。”

　　对于路灯、路边松柏和村头的广告牌栽了又拔，陈瑞军这样解释：“原来两排路灯，确实有点浪费，后来我向领导反映，就拆了一排。撇开一些争论不谈，这路灯还真管用，过去村口没有路灯，晚上啥也看不见，现在孩子上学、群众看病方便多了。一些村民认为这是浪费，可有些村民却在要求将拔掉的路灯再建起来，这样，他们晚上扭秧歌时更亮堂些。”

　　“至于公路上的松柏，那是县林业局栽的，我后来发现松柏上都是刺，学生上下学难免打闹，如果不小心划破了皮肤，在这样的高危环境里，很容易感染。农村人不懂这些，哪知道我们的用心。”

　　关于广告牌，陈瑞军也同意竖在文楼村不实用的说法：“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大广告牌是上蔡县卫生局自己竖的，我向上反映文楼村的宣传已经很充分，广告牌在村里不合适，最后被搬到上蔡县城做宣传去了。”

　　“再说小广场，那也不是我掏的钱，是县艾防办建的，墙上的标语是驻马店市建委捐款刷的。可村民不知道这些，都说我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我要是能拿到这些钱，那我可高兴了！”陈瑞军感到自己在夹缝中，很难动弹。

　　院墙之争

　　程俊魁的妻子吴云婷坐在地上迟迟不肯对驻村干部的表现作出评价，再追问，她竟抹起了眼泪，说：“我很失望。”

　　程俊魁去世前，村里扩建小学要占他家的地，吴云婷说，当时程俊魁要求驻村干部帮他家把院墙垒起来，干部们也答应了。吴云婷觉得，程俊魁死了，当初的承诺成了空谈，干部们的话再也不能让她相信。

　　“程俊魁家的遗留问题我还没有解决。”陈瑞军主动说起院墙的问题，但他却有另一番说法：“当初扩建学校要占他家的地，程俊魁说他无条件支持，他说，反正他已经种不了地了，要占多少都可以。但施工那天，他却又抱着氧气袋坐进了自家地里，要求政府帮他把院墙盖起来，说他就算死了，留下老婆和两个女孩子连个院墙也没有，死也不能瞑目。”

　　陈瑞军当时估算盖院墙大概需要不到3000元，于是答应建好学校就来帮他盖。谁料想，准备动工的前一天程俊魁就去世了，吴云婷找到陈瑞军，提出除了盖院墙，还要盖厨房和院门。

　　“她要求厨房屋顶要盖预制板，石棉瓦的隔热层，院门必须是大铁门。这都是她额外增添的要求，实在有些无理，要满足她的要求，至少要花1万元，工作组无法满足。文楼村光危房就有23户，无房的十几户，都还没有解决，怎么能给你盖那么好？”陈瑞军说他心里清楚，村民对建房子的要求非常强烈，但政府不能无条件地满足。

　　“村民现在心态有些变化，有的本来已经在盖房的，现在停工了，要求政府帮他盖；有的本来准备自己盖，听说政府能盖，就等着政府为他们盖。县民政部门确定了23户困难户，一共给了17万元。其实吴云婷家的情况远没有达到危房的要求。”

　　“我答应他的事，我现在还是能够办到，但要求越来越高就不行。”陈瑞军说，“就像路灯，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做公益事业，让所有人都得益。如果去满足每个人的需要，那永远也满足不了。”

　　吴云婷告诉记者，驻村工作组来后，只发过一回救济金，50元。她的50元已经花光了，一亩半地麦子收割时，租收割机花了45元，剩下的5元给帮忙的人买了一盒烟。

　　陈瑞军也知道，看着上万元的路灯立在村头，一些村民拿着50元救济款心里不舒服。但救济款这样发，也有原因。

　　“这笔钱是别人捐给文楼村的，我打算给每个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发300元，为什么到现在才发了50元，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艾滋病村民进行准确的统计，我不能随便把钱发下去。”陈瑞军手里拿着一张家庭调查表，干部们正在对各家各户做更详细的调查。

　　5月份健康体检后，文楼村的实际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人数已经从766人下降到373人，陈瑞军在给被排除感染艾滋病的村民的体检通知上写着：“首先祝贺你不是艾滋病感染者，如果你对检查结果有怀疑，可以在5月18日前复查。”结果没有人要求复查，陈瑞军说，这证明，在过去的登记数字中，有人是假冒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发展经济，不然村民永远躺在你怀里，等着你去救济。”陈瑞军正在研究文楼村经济发展措施，但他同样觉得举步维艰。

　　“我现在正在实施养猪――发展沼气的计划，在有艾滋病人的家庭，只要养至少三头猪，我就补助他300元猪崽钱，沼气能煮饭，猪出栏后，还能挣三五百块钱。”

　　村里的一些人家已经开始使用沼气，陈瑞军说，建沼气池的成本是1600元，但每户只要交300元人工费就可以建一个沼气池，炉灶也是政府赠送的。在文楼这样的村庄，发展家庭养殖是很好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便失去体力的感染者，也可以参加生产。

　　可这样的计划依然不能做到令每个人都满意。程文华站在麦地边嘀咕：“条件越好的越救助，像我们这样的，还是得不到什么好处。”他的话是指建沼气池必须交300元钱，他说自己拿不出这个钱，就用不上沼气。

　　这样的声音，陈瑞军在这100天里听了很多，但他认为这是好事，“我不是自愿报名过来的，是组织指派的，可既然组织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办好。但艾滋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简单，文楼村的艾滋病扶助与救治工作，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一步步前进的。反过来一想，村民认定你是能为他们做点事情，才来与你争论的，这也证明村民对我们抱着希望。”-

　　后杨，两公里外的沉寂

　　出文楼南行两公里是一个叫后杨的村子。这里一样是繁忙的夏收场景，地里的麦子收上来了，两个同样饱受艾滋病折磨的豫东村庄隔着空旷的原野相望。麦秆在烧荒的火焰中化作灰烬，屡屡青烟升腾后，庄稼地里裸露出的是数十座爬满野草的土坟。

　　数年前，后杨村一些村民与文楼村村民一道加入所谓卖血致富的行列，疯狂之后，后杨陷入恐慌，三千多村民中有一千多人不幸感染艾滋病毒，后杨从而成为上蔡县艾滋病的重灾区。

　　今天的后杨村，一些残败、长满荒草的农家院子仍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村子遭受浩劫之后的元气大伤。

　　作为上蔡县22个驻村干部小组总领队的陈瑞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承认，在文楼之外的其他一些村庄，“五个一”工程的进度大多落后于文楼村。陈的解释是：上蔡是个小县，施工队有限，难以在短期内兼顾所有村庄，文楼村得益于众目关注，做了一回“先行者”。

　　村民，有一点埋怨

　　记者脚下，一条柏油路从村口铺至村末，路边一个小杂货店的女老板说，这是驻村干部给村民带来的第一个“实惠”。这条3米宽的柏油路让村民出行变得方便，原先的泥巴路每逢下雨便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淤泥能淹没小腿。女老板知道，这是驻村干部的“功劳”，但尽管天天守在村中央的马路边，她还是认不清谁是省里的干部，她只知道，当小汽车经过家门时，八成是领导下来了。

　　作为“五个一”工程的一部分，一座水塔也已建成耸立在村口。但女老板却没有一点欣喜，她说，谁知道水塔啥时候才能投入使用，现在水管还没铺到俺家中！

　　“文楼村与后杨村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村民陈洪坤有些抱怨，“人家文楼去的记者多，领导多，你们来这没用，能报得出去？！”

　　陈瑞军曾告诉记者，按照“五个一”工程的规定，新修的柏油路宽度就是3米。陈洪坤说：“我们享受不到文楼的待遇，文楼建得像个花园，干部给他们修的路是6米宽，我们只有人家的一半！”

　　孩子的眼睛里找得到天堂，大人们为生活皱着眉头，孩子们却欢天喜地地攥着皱巴巴的纸币跑到小卖部买上一支五毛钱的冰棍解馋，这是后杨村最贵的冷饮。

　　后杨村小学离小卖部不远，因为农忙，学校放假了，透过锈迹斑斑的铁门，记者看到两排尚未封顶的新校舍。

　　按照河南省的计划，“五个一”工程必须在5月底完成，文楼村事实上已经超量完成，但在后杨村，村民却反映，除了马路与水塔，其他项目均未完成。陈洪坤说，文楼村小学三层楼房，很气派，但后杨村小学的围墙还塌着。

　　后杨村村委在村庄尽头，大门紧锁，记者没有找到驻村干部。村子东边是一个晒场，10多个村民正在翻晒新收的小麦。在拖拉机旁躲太阳的村民谈及驻村干部时说不出什么意见，似乎“五个一”工程与他们无关。

　　村民说，文楼村村民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就围着驻村干部争论，这样的场面在后杨没有出现过。

　　艾滋病感染者张中银丢下手中的翻耙，他一家六口，父亲瘫痪，两个孩子最小的才1岁，张中银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但和多数染上艾滋病毒的村民一样，他没有想过有困难去找驻村干部。他认为即便找了也解决不了，“我们老百姓，不认识谁是驻村干部，他们好像不住村里，平常在村里转转，向村干部了解情况。”

　　后杨村支部书记不在家，他的老伴告诉记者，村委的房子还没建好，驻村干部说不能占用村里卫生院的房子，所以就在县城租房子住，一到双休日就回城了，来去都是专车。

　　“人家领导也不容易，会议也多。”村支书老伴说。

　　卫生院，有一点窘迫

　　后杨村卫生院毗邻村委，与村民对驻村干部的淡漠相比，护士们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5月初，文楼村做了一次体检，除去在外打工的，共有一千多人查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已经发病的就有五六百人。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男护士说，驻村干部来后，卫生院里添了心电图机、显微镜和紫外线消毒机，其他的医疗条件没什么改善。

　　护士们总想与文楼村作对比：文楼村卫生院40多个床位，但我们这里只有5个床位，最多的一天有一两百人来瞧病，哪里容得下？！

　　文楼村病房床位绰绰有余，但我们这里呢，人多的时候一张床上能躺3个人，屋檐下都是挂吊针的病人，院子挤满了家属。卫生院没有扩建，省里捐的5张床也没地方放，至今无法使用。

　　“实在没法了，很多病号就只能在家里挂吊针，我们挨家挨户帮助挂针，但我们就那么10个人，力不从心，有时等不及了，甚至病人给病人扎针。”

　　一个躺在座椅上输液的艾滋病村民说：“后杨村艾滋病感染者是文楼的两倍多，但医疗条件与文楼村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去问问文楼村艾滋病人的死亡率，再看我们这里，我告诉你，今年上半年就死了近20个人！”

　　男护士有些无奈，他说，文楼村卫生院的药是县里每天负责运送的，而后杨的药都是村卫生院花钱租车去拉，每星期拉一次，每次租车的费用就要三四十元，以前县里会拨给卫生院“流动资金”，每个月300元，但今年还没拿到过钱，卫生院已经欠了一两千元的车费。

　　“再这样下去，租车的都不肯干了。病人看病使用“代金券”，按照病情轻重，分为每人每月100元、200元、300元。即便这样还经常缺药，不是少这个药就是少那个药。不说别的，天热了，病房里连消毒的药也缺！”

　　卫生院所长边抽烟边数落着：“大家都盯着文楼村，要把那里建成文明村、示范村，我们这儿就不一样了！后杨村驻村干部有7个，现在有几个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月也来不了两次！”

　　护士们眼中流露出一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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