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还是被控制

 

控制还是被控制


　　自1939年电视机在世界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后，这项发明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可能被人们忽略掉的是，伴随电视出现的遥控器，不但改变了我们的观看习惯、改变了电视节目安排，而且在一个更大的范畴上重新定义了我们对把握技术主动权的愿望。遥控器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事实，也标志了一个技术个人化时代的开始。

　　遥控器把选择的权力交到个人手中，此后，这种概念又延及到随身听、 VCD、DVD，还有最近的TiVo和iPod。它们共同营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个人可以绝对地控制内容、风格和时间。娱乐业的商人们深谙这种购买心理，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拥有“我们的”电视、“我们的”音乐、“我们的”电影、“我们的”书籍。我们喜欢那些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偏好盲目崇拜的技术。

　　这种技术给我们“完美控制”的幻觉，创造了一种可以称为“自我播送”的新文化，人们在追求个人品味时可以做到彻底个人化，但与此同时，也越来越难以欣赏真正的个性。

　　1950年，美国顶峰公司(Zenith)的工程师创造出了第一代家用遥控器，一根电线将这种被称为“懒骨头”的设备和电视机连在一起。但在当时，这种“原始的”遥控器并不怎么受欢迎，因为那根连线很讨厌，而且容易磨损。这个问题在 1956年得到解决，利用超音速技术制造出的新一代遥控器用人耳听不到的声音代替了连线。到了2000年，平均每户美国家庭就拥有4个遥控器，这种设备已经简单到连小孩子都可以驾轻驭熟。

　　遥控器和娱乐选择的多样化共同形成了一种新的观看行为：放牧(grazing)―― 不停地“翻页”，永远都在寻找可能更好的“牧草”。尽管在看电视时使用遥控器“放牧”是最常见的行为，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按下一个按钮控制很多其他的事物，比如音响、空调、吊扇等等。

　　我们在看电视时的这种“放牧”行为已经让一些评论家将遥控器比作一支技术的画笔，它为主人提供了非比寻常的创造性。有人甚至认为它可以让人们把电视变成毕加索――把那些哭哭笑笑的画面随心所欲地粘贴在一起。但也有一些不那么乐观的人干脆把这种行为称为“一种自慰的艺术”。

　　就连家具商都开始适应这种由遥控器培育出的新习惯。举个例子，一家名为La-Z- Boy的家具公司在1990年代推出一款名为“绿洲”的椅子，它配有电动按摩靠背、一个放饮料的小冰箱、内置可显示来电号码的电话，有了它，那些电视迷们真可以一步都不用走了。La-Z-Boy的广告就像一幅现代主义的静物画：心满意足的观众拿着遥控器，对着荧光屏傻笑着。如果非要给它加一个标题，那就是：拿着遥控器的侏儒。

　　遥控器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看电视的行为，也改变了电视节目设计。《频道》杂志的前任主编莫里尔?布朗认为：快节奏、现场编辑、拉来拉去的镜头角度、不时晃过的明星特写、花大价钱制作的片头还有特效的广泛使用，这些在1980年代出现的电视节目设计上的变化，和遥控器有着直接关系。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商业电视台的电视节目设计不去适应遥控器的使用。这个曾经作为电视附件的设备，现在正在改变电视内容本身。

　　虽然遥控器可以让电视观众控制自己想看的内容，但它无法控制观众在什么时候观看。在 1980年代流行起来的录像机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数字录像机(DVR)更让人们拥有了掌握自己喜好的主动权。这种一半是录像机、一半是计算机的新设备可以将几百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压缩到一个小硬盘里，留待人们以后观看。

　　最流行的DVR就是TiVo，它的标识就是一个稍作变形的电视机，有着滑稽的双脚、可爱的天线和腼腆的笑容。TiVo的广告词是这样的：“你有你的生活，TiVo了解”――TiVo知道你希望看到什么甚至什么时候想看。它另一条广告也很有意思：“忙你的吧，什么也不会错过”。这些广告共有的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不看电视，就会“错过”什么。事实上，TiVo对你的生活的真正“了解”只有一点，那就是，如果可以让“看电视”这种行为更好地满足你的个人兴趣，那么，你可能会把生活的一部分用来观看电视。

　　因为像计算机一样有一个硬盘，所以TiVo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你的兴趣。它会记住你的观看习惯，甚至可以做到“令你惊喜”――它会为你录下一些它“以为”你会喜欢的节目。但这种自以为是也常常适得其反。2002年，《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杰弗里?扎斯洛就提醒过人们，一些电视观众仅仅因为偶然性的选择，就被TiVo想当然地纳入了同性恋、新纳粹或者跟踪狂群体。

　　2003年，TiVo的CEO麦克尔?蓝姆塞对《新闻周刊》表示：“人们说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管理孩子的时间。我们接入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相信TiVo可以让他们控制更多、选择更多。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时代里这当然是件好事。”

　　遥控器和TiVo让我们着迷，但这种极端个人化产品并不是近些年的新鲜事物。最早的个人娱乐产品，是索尼1979年7月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便携式收音和卡带播放机――随身听。

　　去年，随身听庆祝了它的二十周岁生日。不少人借此回顾了当年自己翻录卡带时的狂热情形，是卡带将他们从电台DJ那里解放出来，让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活音轨。

　　然而，这种变化不是令每个人都高兴的。当时就有批评家担心，随身听会破坏人们的音乐欣赏文化。音乐专栏作家诺曼?勒布莱希特说：“音乐变成了一种东西，就和水龙头里的水一样不值得多费心思。”

　　而今天，iPod――能够储存数千首MP3歌曲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成为了现代的音乐护身符，在某些圈子里几成圣物。iPod被描绘为尊奉个体的技术，每个聆听者都与别人无关，听着自己的音乐，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曼哈顿的大街上满是戴着白色耳机的人，自顾自地点着头，活像一个部落或秘密社团。”一个博客写道。人们也许在享受着自己的生活音轨，但他们同时也在公共空间里制造了“缺席的在场”(absent presence)，周遭的世界与他们并无关联。不过，苏塞克斯大学研究便携式音乐设备的迈克?布尔并不担心这会加剧人们与社会的脱节。“你在公共场合会常常和人说话吗？”布尔反问。

　　iPod不光对聆听者造成了影响，音乐本身也难逃其劫。有人认为，iPod创造了一种“采样式”音乐聆听方式。你可以把马勒的全部交响乐作品一气听下来，也可以在巴赫的音乐中夹一点古巴曲子或者一段佛乐，威尔弟和斯特劳斯完全可以紧接着阿姆和小甜甜。

　　与此同时，iPod和随身听一样，让我们变得更自由的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更狭隘，更没有耐心去接受更具挑战性的聆听体验。人们第一次完整地欣赏一出歌剧时，其耐心得到了考验。他们一边反复自问在这里坐上几个小时是否值得，一边却因为受到规训的聆听过程而最终对音乐有全然不同的理解。这是听“马勒精选”所无法获得的。

　　苹果公司的CEO史蒂夫?乔布斯在推出第一台iPod时说“聆听音乐的方式从此改变”，我们都知道他是卖这个的，但事实的确证明这并非妄言。和TiVo一样，iPod激发了使用者的集体性狂热。人们为什么爱iPod？答案和TiVo一样――控制权。2004年2月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布尔说：“人们喜欢获得控制权。他们控制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行为，不夸张地说，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愉悦感。”和TiVo一样，人们一旦尝试了这种控制权，就会激发强大的忠诚度。

　　人们到底更喜欢控制，还是更喜欢被控制？iPod产品同时霸占了这个问题的两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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