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邓小平时代”

凌志军，《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高级记者。这位学者型的记者，在过去几年中陆续为读者献上了《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合作)，《艉埃旱苯裰泄

凌志军的政论作品对邓小平和“邓小平时代”多有精彩论述，《新民周刊》记者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采访了这位资深记者。

　　新民周刊：凌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喜欢以整数来纪念那些对他们的生活发生过影响的日子”，而“严格地说，这类 ‘整数’同历史本来的进程以及我们的认识并无直接关联”，那我们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隆重纪念这位伟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凌志军：我想，还是大家有这个习惯吧，喜欢以整数来纪念某件事或某个人。100周年，也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不过中央有这个规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都要在其诞辰100周年时隆重纪念，这是个程序当中的事情。

　　但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家要说的话更多。有缅怀在里面，但又不仅仅是缅怀，更是由衷地表现其中的现实意义。可能是因为现在活着的这些人，不管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还是七十岁和八十岁的，他们的生活都因邓小平而改变。邓小平因他个人的努力而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100周年诞辰纪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新民周刊：用伟人的名字命名一个时代似乎也是我们的一种习惯，凌先生认同“邓小平时代”的提法吗？

　　凌志军：我认同。不过名称和提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去20多年的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是社会物质方面量的变化，还有意识形态、社会情绪、人心、信仰、价值观念、法律、社会准则等，都不同了。毫无疑问这是个新时代。

　　新民周刊：您在回顾邓小平南巡10周年时使用过“后伟人时代”的提法。如果把“邓小平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您觉得有哪些鲜明特征？

　　凌志军：“后伟人时代”是我本人杜撰的一个词，不一定准确。但我相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它的含义是，即使伟人已去，社会却依然保留着伟人的影响，有如“后农业时代”中农业依然重要、“后工业时代”中工业依然繁荣。

　　“邓小平时代”之前的伟人时代如“毛泽东时代”，是绝对权威、领袖个人意志主导天下，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伟人的意志、价值观念起主导作用。但邓小平不承认自己是绝对权威。在这个时代里，人的权利，尤其是普通人的疾苦、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越来越强烈地体现出来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发挥了很大作用。那次讨论在本质上是要否定绝对权威的，邓小平本人也试图这样做。当然他也有强人色彩，后来的20年里，邓小平的个人意志还是发生了很大作用，尤其是1992年南方讲话，一夜之间，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伟人之所以能够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做基础，那时候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新民周刊：除了权威的逐渐消退，“邓小平时代”还有哪些特征呢？

　　凌志军：第二个特点就是摒弃了意识形态至上，不再纠缠于姓“社”还是姓“资”，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中的逻辑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论争对老百姓很难说有什么大的价值，只有让老百姓富起来、让国家强大，才是关键。

　　第三个特征就是不争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有很多的事情，比如政治观念、价值取向，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不再热衷于争这些事情了。但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个转轨时代，几乎每一个变化都要发生争论，很多在今天看来不言而喻的事情，在当时争论得相当激烈。邓小平很英明，他发明了一个“不争论”，意思是先把事情做起来，未来自有结论。

　　“争论”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现象，毛泽东时代是不争论的，那时候没有人敢争论。进入21世纪慢慢地也不争论了，因为没有人想争论。“不争论”体现了邓小平高度的政治智慧。他帮助我们国家度过了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你想想，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是多困难，搞不懂，又要争，结果弄得整个国家都无法前进。

　　新民周刊：您在著述中曾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打破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和所有制崇拜，下一步我们会打破的一个重大崇拜或者说突破又是什么呢？

　　凌志军：这个很难说了。我们国家总是要往前走，伴随意识形态的解放，文化、社会甚至政治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几年我们国家有很显著的变化，尤其是在社会、法律方面，比如保护普通人的权利，再比如强化对政府行政的监督。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总之应该让有权力的人受到约束，让弱势群体得到更多机会，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更公平、更开放、更透明。有时我们总是着急，觉得中国变化太慢，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就会发现中国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新民周刊：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为我们打破下一个崇拜又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呢？

　　凌志军：邓小平不仅对过去20多年有重大影响，对今后也有重大影响，他的著作里有很多精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他1980年代初关于党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讲话，对党内官僚作风和不民主都有透彻的批判，其中有很多思想并没有被我们所理解，甚至还被回避。我们不能对伟人的思想体系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我有用的就拿在手里，对我没用的就束之高阁。伟人的思想体系是个完整体系。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有非常现代、非常民主的东西。

　　新民周刊：您讲的这点我非常感兴趣，邓小平1989年开始“告别政治生涯”，他辞职时的讲话我们至今言犹在耳，“退就要真退”，“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一个历经战火沧桑的领袖迷恋权力在中国语境下可能不难为人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就可以这样开明？他的民主观念、对制度的信赖是如何形成的？

　　凌志军：主要还是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在我刚才说的《邓小平文选》里的文章里提到了。我相信邓小平当年在江西南昌拖拉机厂的“小平小道”上来回走的时候就想清楚了这些问题，就认定了中国要富强就要改革制度。我们国家像他那样伟大的人还有几位，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他们都没有他的那些痛苦经历；还有一些伟人具有他的那种经历，比如刘少奇和彭德怀，但是他们都没有机会东山再起。像他这样三起三落，既有机会从最底层来观察这个国家的弊端，又有机会到最高层来掌握国家大政的伟人，我想他是唯一的一个，空前绝后。

　　新民周刊：那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有没有影响呢？

　　凌志军：我不能肯定，不过1950年代他的思想里还没有这些内容。

　　新民周刊：凌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邓和毛之间的不同，要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更加值得回味”，能展开谈一下这句话吗？

　　凌志军：邓小平毫无疑问是我们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中的一员，是受共产党的经典理论教育出来的，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一样的。比如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内容也是毛泽东强调的，只不过表述的方式不同。但是，是他和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决定了他能开创一个新时代。比如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的创造，其中的精髓不是毛泽东的。再比如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邓小平说“不争论”，这也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我们才说邓小平的时代是一个新时代。

　　新民周刊：说到邓和毛的不同，年轻人对他们的微妙态度似乎也很值得关注。年轻人对毛泽东好像崇拜、敬畏多一些，而对邓小平应该是更平等的认同。

　　凌志军：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很容易在年轻人中引起共鸣。邓小平是现实主义者。人们必须把今天和昨天对比，才会发现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但是大多数人可能缺少对比，他们只能接触到媒体上公开的那些东西。所以很难说谁的想法对谁的想法错，只有把历史的每个方面加以对比才能得出更完整的认识。

　　新民周刊：毛泽东晚年曾自我评价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打跑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要对邓小平做一个类似的概括呢？

　　凌志军：很难概括，只要记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因为他而发生变化就够了。普通人的需求是最重要的，伟人的意志通常也很重要，有时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有时也能让社会停滞不前。普通人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不仅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重要，而且对整个国家也是最重要的。你想想，我们每个人拿兜儿里的钱去买什么，就决定了什么行业会兴旺，就带来了消费和生产，带来了就业，带来政府税收，带来国家的繁荣。可是就算你是伟人，也没有办法强迫老百姓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去买他们不喜欢的东西。

　　新民周刊：我在网上查阅了美国《时代》周刊历年的封面，邓小平一生从1976年1月19日到1997年3月3 日共7次成为封面人物，其中1979年和1985年两次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美国人这种“他者”眼光如何理解？

　　凌志军：1975年邓小平复出过一次，那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才干很欣赏，邓小平于是就大刀阔斧地整顿，结果又被打下去了。所以美国人那时候就注意到邓小平，一点也不奇怪。到了80年代，不光是美国《时代》周刊看好邓小平，整个世界都有这个看法，认为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世界。在他之前，中国是与世隔绝的。此外，全世界还公认邓小平让十几亿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变化，这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新民周刊：“邓小平时代”对凌先生本人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你们1950年代生人谈到邓小平时一个常见的感恩提法是“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后我……”可是您没有读中学和大学，而是30岁读的研究生，这个模式似乎不适用？

　　凌志军：说老实话，我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去理解邓小平。这20多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更重要的是我周围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这代人，长身体的时候碰上三年自然灾害，读书时遇上“文革”，到了工作的时候，很多老同学又都下岗。这一代人的运气是有些不好，但建国以后50多年的历史，后20多年比起前30年，确实要好很多

1978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毛泽东二十年来一直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宣布撤销，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第二年，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文化大
 
革命”中被打倒的头号人物刘少奇得到平反。中共中央还着手起草文件，准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对建国以来的党的重大历史是非做出系统的清理。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同党内同志先后谈了十来次话。作为起草决议指针的这些谈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问题。

　　邓小平深知，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国就不能从现实困境和历史阴影中摆脱出来大踏步前进。对“文化大革命 ”的是非，再也不能悬置或者含糊了，必须把它作为从理论到实践的长时期的全局性的错误而加以否定。

　　邓小平又深知，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固然是中国前进所必需，但这种纠正如果失去了分寸，如果伤害到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地位，如果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经验正确总结的指导意义，那就会根本违背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根本违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感情、理性和良知。正是因为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这种纠正搞得不好可能会动摇人们对中国革命的科学信念，才尖锐地提出了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才使这个问题成为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长期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形成的令人窒息的沉重气氛下，挺身而出，敢于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敢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鲜明地表现出了邓小平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纠正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可能引申开去动摇、否定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形势下，挺身而出，敢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敢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样鲜明地表现出了邓小平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略。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即纠正和继承的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的超越。

　　纠正，指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属于政治运动和政策选择的具体错误这个层面，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也属于社会主义探索走入歧途的重大错误这个层面。继承，指继承毛泽东革命遗产，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成就，它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还包括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些都属于另一个层面：根本制度、根本方向的层面。

　　邓小平在纠正和继承、拨乱和反正这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巨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政治艺术、政治良心，不但在当时帮助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历史的艰难转折，至今还显示出它的锋芒和力量。

　　全面改革，比起拨乱反正来，又进入一个新的层面――探索新道路的层面。这就要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重新审视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许多传统观念，根据历史经验、时代发展和现代文明成果来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观念。由于同传统观念的若干命题不免发生冲突，这就引起姓“资”姓“社”的一系列争议。

　　全面改革从农村开始，主要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度。包产到户的广泛推行，突破了走集体农庄道路的传统观念，引起了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用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并不姓“资”，而是姓“社” ，是适合中国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管理形式的一种伟大创造。

　　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经济特区，在中国和外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上不曾有过。邓小平在赞同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时候曾经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什么用这样严厉的语言？就是要说明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争论可能非常激烈，对它们会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桥头堡的怀疑和忧虑可能非常严重。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用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并不姓“资”，而是姓“社”，是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的伟大创造。

　　这是改革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改革在理论上更有两大突破、两大创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两大理论创造，再加上社会主义本质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前提和共同富裕这个最后结果摆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地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先富带动后富论，小康社会论，两个大局论，以及一国两制论，时代主题论，如此等等，结合起来，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这个理论没有丢马克思，也没有丢毛泽东，但必然说出而且已经说出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合乎客观实际和反映时代发展的新话。这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更高层次、更新境界的超越。从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而言，独特的超越就不只是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且出现了第三个重大因素――创造性发展。这样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的结合，使独特的超越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含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存在许多困难，许多深层次矛盾，许多发展的瓶颈，许多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但是，始于毛、成于邓、丰富和发展于他们的后继者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已经找到，前途光明。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奋斗不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伟人长辞。伟人永恒。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成员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开创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新纪元。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中国人民将以顽强的斗志和努力，来完成他老人家留下的未竟事业。

一代伟人永垂史册。在政治家们的眼中，邓小平是“钢铁公司”；在邓小平子女们的眼中：他特别率真，特别质朴。我们回眸百年，纵观历史，以最崇敬的心情重温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富有个性特色的语言。

　　战斗年代：不回家了，也不能回家了

　　20岁差一个月的时候，在法国的邓小平成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他写信给家人：他从事革命活动，不回家了，也不能回家了。

　　邓小平的第一次婚姻，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婚姻。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地下工作环境也非常残酷，张锡瑗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难产，生下孩子七天去世。这个孩子也只活了几天。那时候，邓小平不到30岁。1931年，邓小平带领着弟弟邓垦，一起去给张锡媛上坟。1989年，邓小平与卓琳、邓垦以及孩子们再次说起这件往事，邓小平说：张锡媛是少有的漂亮。

　1932年，邓小平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被撤职的邓小平对苏区干部危秀英说：告诉蔡(畅)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

　　1943年，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他遇到一个问题：如何执政？邓小平提出“三三制”原则。这种制度在政权形式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遇到阻碍。邓小平反驳说：这是忽视民主和旧执政党“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实质是封建专制主义。

　　邓小平说：党的领导主要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1939年，邓小平与邓发到延安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邓发介绍，邓小平结识了卓琳。邓小平说：我自己找她谈谈。邓小平与卓琳谈了两次。第一次大概地谈了他的情况；第二次又谈谈他的希望。卓琳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儿知识的，是知识分子；而且早晚都得结婚，23岁的卓琳同意了。

　　婚后聚少离多。卓琳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啊，是不是你得给我写个信啊？邓小平说，我写什么啊？卓琳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邓小平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然后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

　　50年代：也没什么说的，那就到这儿吧

　　50年代，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西南。有两位表亲前来谋职，邓小平回话：“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钱也不多，一个月也就二三十块。”两位亲戚认为邓小平这里“没啥子搞头”，走了。

　　1954年，邓小平患十二指肠溃疡，大夫来了，他说：不就是那病吗，不看！

　　邓小平几十年戎马生涯，几十年打仗，但是有一点，凡是描写残酷战争的电影他一概不看，或者不喜欢看，或者根本就不看。邓小平说：那时候死人死得太多了，特别是想起淮海战役，死人死得太多了。

　　刘邓大军天下闻名。邓小平的很多老部下都怕他这个政委。每年春节，老部下们来给政委拜年，进屋坐下，每个人说几句。然后，邓小平就会说：好了，也看了，也没什么说的了，就到这儿吧！

　　1956年2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邓小平看了报告速记之后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

　1958年，一场被称为“大跃进”的运动席卷全国。在后来的“三年灾难时期”，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这时候，农民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在安徽出现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自发试验。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了包产到户的情况。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话：“黄猫、

　70年代：这次爬黄山证明我完全合格

　　1971年11月，邓小平在江西，听到了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报告传达。邓小平回到家中，说出一句心里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文革”中期，邓小平回到北京，开始“全面整顿”。年届七旬的邓小平讲话：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敢字当头。

　　邓小平对科学院的领导说，中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1975年，陈景润在数论领域，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反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非议。邓小平知道了这些情况，非常气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

　　1975年9月，周总理在305医院进行最后一次手术，在平车将要到达手术室门口的时候，总理突然问，小平同志在吗？邓小平过来了，他俯身到总理的头旁，总理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很激动，周总理的声音很大，说，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周恩来问邓小平，你能够坚持得住吗？你会不会改变？邓小平答道，我不会改变。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主持会议，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定。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文革”结束，邓小平看病上医院，医生问他：“您复出以后该领导我们走向何方？还领导我们吃大锅饭吗？”邓小平十分坚定地回答：我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向中央致信：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不久，邓小平向前来“试探”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斩钉截铁地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事情，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5月30日，邓小平与胡乔木谈话，他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1977年7月20日，第二天即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亲笔写下一份发言提纲。明天的会议上，全会将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担任的党政军职务，在会上，历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这样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听取四川领导的汇报。他表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的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3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余地都没有，怎么能行？

　　3月，有人提出，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要修改，邓小平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

　　4月9日，邓小平看到《人民日报来信摘报》刊登的一个“天安门事件”受迫害者的来信，在“11月4日有一次对他施用刑具”这句话的“11月4日”下面，画一横杠，旁批：“这是在抓了‘四人帮’之后近一个月！”

　　15日再次批示一“平反材料”：如情况属实，地市委有关人员是不干净的，为什么省委不抓住这样的典型事件，对地市委加以清查和整顿呢？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谈话，对《光明日报》的《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确表示这场讨论应该长期坚持下去。邓小平跟胡耀邦说：这是好文章，争得好，你们要继续干。

　　6月25日，邓小平对“61人叛徒集团”申诉材料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从此打开复查大门。

　　同年8月8日，举行科学和教育座谈会，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亲自召开的第一个座谈会，对于出席会议的人员，邓小平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条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

　　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他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

　　对钓鱼岛问题，邓小平回答记者问：这个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1979年夏天爬黄山，上山用了两天时间，下山用了一天，邓小平完全是自己爬上去的。从黄山下来以后，他的腿整整肿了一个月。邓小平下黄山以后，说了一句话，这次爬黄山证明我完全合格。

　　80年代：我们这些人的影响慢慢消失了。

　　消失了，好！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党和国家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追悼会的最后，中央领导同志跟刘少奇同志家属握手。在握手的时候，邓小平握着王光美的手，说了一句话：是好事，是胜利。

　　5月，万里同志向邓小平汇报，包产到户已经在安徽的肥西和凤阳两个县干起来了，效果很好。邓小平答道：知道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

　　8月，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齐提问：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主席像，这个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小平同志说，要永远挂下去，不会摘下来。我们不仅要挂毛主席像，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法拉奇再次提问：你们很快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次会议会不会像苏共二十大那样，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把毛主席全面否定了？邓小平哈哈大笑起来：哎呀，你说那个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这个人我是很了解的，我跟他直接打交道有十年之久，把我说成是赫鲁晓夫那是愚蠢的。中国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像当年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又说：“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邓小平问金庸：查先生，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同，“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国家就用一句话概括”。邓小平说：对对对，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实行。

　　邓小平递给金庸一支烟，并为他点烟。金庸说，您给我点烟不敢当。邓小平说：这样谈话就是朋友了，不要拘束。

　　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植树。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那儿，小平同志用很大的声音讲话：以后什么运动都不搞了，但是全民义务植树这个运动不仅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坚持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要世世代代地坚持下去。

　　1984年，在一个会见香港客人的场合，采访的记者们照相完毕要走，邓小平突然说，请记者们都回来。他说，有人说在香港不驻军，这是胡说八道！

　　1986年，刘伯承同志逝世，邓小平写下《悼伯承》：“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1989年6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新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表示：新的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9月4日，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谈起自己的退休时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候，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要求。

　　邓小平对长子邓朴方有“歉疚”之情，80年代初，前三门居民楼刚建好，邓小平去看。邓小平对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说，你们认为房子是不是商品？我看将来总要成为商品。如果将来这房子要卖的话，我要买一套送给我儿子。

　90年代：做个明白人

　　退出也是政治，邓小平晚年常说：“做个明白人！”

　　子女问父亲，一生之中和谁的关系最好？邓小平想了一下，说，还是跟总理(周恩来)关系最好，我把他看作兄长。

　　1992年春天，在深圳国贸大厦，邓小平说：不听汇报，就到53层那儿看一看，在那儿喝喝茶。小平同志坐下喝茶，深圳市委、市府的领导还是要向小平同志作汇报，邓小平没有拒绝。邓小平听后说话：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1992年一天，邓小平看电视，电视新闻有一条是关于献血的，国家颁布《义务献血法》。看了这条新闻后，小平同志就在那儿看他的胳膊。医务人员问，首长你胳膊怎么了，有点儿不舒服了吗？邓小平说，不是，你看我这个胳膊的血管特别清楚，还有点儿红，你看我都可以献血，我能献血吧？医务人员说，首长，献血法规定献血是有一定年龄限制的，你年龄早就超过了。

　　1993年，邓小平说：国家发展了，我能够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很满足了。

　　1993年，深圳世界公园落成。身边工作人员跟邓小平说，都是那些世界各地的缩微景观，应该挺好看的，邓小平说，可能吧。邓小平接着说，我不能去，你想想，如果我去了，要惊动多少人。

　　1994年，邓小平继续和疾病抗争。外边关于他身体的传言不少，保健医生李炎唐打电话给卓琳同志，希望她劝告邓小平，让他露面以减少外边的猜测。邓小平说：“就当我死了，我看天下能乱成什么样子！”

　　邓小平上了年龄之后，他的衣服就做得稍微宽松一点儿，穿起来方便些。一次，邓小平穿衣服，走到大衣柜镜子面前，自己照了一下。邓小平风趣地说，很体面嘛。有一回，可能觉得衣服比平时长了一点儿，邓小平说，这衣服是不是大了一点儿？卓琳和工作人员就说，不大，挺好的，现在兴长一点儿的。邓小平看看自己，接着又说，那你们两个的衣服怎么都不长啊？卓琳说，我们不时髦嘛！

　　邓小平有在院子里散步的习惯。工作人员怕首长着凉，就问他：你冷吗？要不要添件儿衣服？邓小平说不冷，然后接着走。走了两圈以后工作人员又问，凉不凉。邓小平还是继续走。突然，邓小平反问了一句：你冷不冷啊？工作人员说不冷。邓小平说，那你不冷你老问我干嘛啊？

　　邓小平晚年更加地依赖自己的大家庭。邓小平这样表述自己的理想：当我为我的国家、我的人民做完我应该做的事情以后，我的最高愿望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

　　邓小平每天中午喝一杯酒，开始喝茅台，后来年纪大了就不喝茅台了，给他黄酒喝。下酒菜是南瓜子。有时候，邓小平就叫着邓朴方的小名说，胖子，你把这南瓜子拿一些去。邓朴方就拿一些南瓜子下来，有时候，邓朴方会陪自己父亲喝上一杯酒。

　　笑眯了眼的邓小平，问子女：世界上最好的人是谁呀？接着就自言自语地说：就是爷爷！邓小平每天拿红黄绿三种颜色的糖豆，发给孙子孙女们吃。有一次他一边发一边笑着说：“记者怎么不来采访我啊，看看我一天都在干什么啊，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工作不好做啊。”

　　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邓小平非常达观，也非常开明。在邓家，生死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在饭桌上，大家开玩笑，经常就能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不忌讳谈他将来去世的这个问题。邓小平说，骨灰怎么办？扔到马桶里，冲了算了，孩子们说，那太不尊重，最后，按照邓小平的心愿，他生前喜欢在海里游泳，去世后，他的骨灰撒入大海。邓小平说，将来要是我死了，你们不要给我建墓碑，也不要保留我的骨灰。

“这就是小平！他的心中，真理最重，人民最亲。他心里搁得下任何东西，唯独没有他自己”。

　　邓小平同志诞辰百年之际，一位在小平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深情地回忆道。

　　邓小平的一生，牵着国家、民族的坎坷风雨，不屈奋进，沧桑巨变。今天，我们深

切缅怀小平同志，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可以告慰老人的是，今天的中国，正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续写着新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