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中甫“诬告陷害案”始末

弓中甫“诬告陷害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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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匿名举报信引来一年半牢狱，被捕被诉之前即开展全市大批判，终审宣告无罪释放

□本报记者 袁凌 山西长治 报道

    吕日周介绍，当时在长治，所有重大案件的处理，媒体登载、全民讨论都是通常的步骤

“弓中甫案”时间表
●2001年6月19日，弓中甫匿名举报本单位副局长桑某；
●2001年6月20日，弓中甫遭长治警方讯问，当晚宣布被“双规”；
●2001年7月10日，长治市委办公厅下发（2001）38号文件，“要求全市上下就此事迅速展开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向市委写出书面报告”；
●2001年7月23日，弓以“诬告陷害、受贿罪”罪名被逮捕，此后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
●2001年8月17日，《长治日报》头版登载了长治纪委《关于弓中甫等人诬陷他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提出弓中甫的案件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
●2001年8月19日―――21日，《长治日报》连续发表三期对弓中甫事件全市讨论的报道，从高层领导到一般干部到企业职工到属县干部群众，分批发表批评言论；
●2001年12月7日，长治市沁县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受贿罪、贪污罪起诉弓中甫；
●2002年3月13日，沁县法院以贪污罪一审判处弓中甫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2003年3月20日，长治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弓中甫无罪；
●2004年4月1日，长治市公检法联合召开赔偿听证会，会上决定对弓中甫给予错案国家赔偿。

    去年1月30日，时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的吕日周接到内部通知，被告知对其另有任用。2月20日，吕日周正式从长治卸任，赶赴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吕在长治的三年治理就此结束。
    整整一个月后，曾轰动长治的“弓中甫诬告、陷害省市领导及贪污案”结案，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推翻了沁县法院一年前作出的判决，宣告弓中甫无罪释放。
    今年4月1日，长治市公检法联合召开赔偿听证会，会上决定对弓中甫给予错案国家赔偿。

举报信引来
一年半牢狱

    在干部公示期间，弓中甫匿名举报，以“涉嫌诬告陷害罪”被拘，后以“贪污罪”被处一年半徒刑

    弓中甫，原长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总支副书记、市政府南大院管理处主任。2004年1月10日，他在其位于市政府南大院略显寒伧的住宅内接受了采访：“我给市委收发室收发员交检举信的时候，根本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更料不到这会让我坐大牢、挨大批判。”

    弓回忆，2001年6月7日，长治市委在长治日报公示了一批提拔干部拟任人选名单，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包括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人选、时任该局副局长的桑某。作为同事，弓中甫觉得桑某德才不孚，于是产生了反映情况的念头。6月19日，弓中甫将10份举报信交由长治市委办公厅收发室人员，分别转给市有关领导和组织人事、纪检部门，举报信里列举了“桑某无德无才、跑官买官”、“送重礼给山西省某领导，某领导示意长治市领导提拔桑某”的情节，并提出：“公示桑某为局长人选，暴露了长治市委在用人上的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发展。”举报信上的落款是：管理局干部职工。

    此前几天，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张跃堂和曾在管理局承包工程的张国洪，也通过不同渠道在太原和长治寄发了针对桑某的匿名举报信。他们在寄发匿名信时，曾与弓中甫互通声气。

    6月20日，4名公安人员来到弓的办公室，将他带到长治市汽车驾驶学校招待所接受讯问；当天晚上，弓被宣布“双规”；7月2日，弓中甫以“涉嫌诬告陷害罪”为名被刑拘；12日，又以“受贿罪”被长治市检察院立案侦查；7月23日，弓以“诬告陷害、受贿罪”罪名被逮捕，此后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一周换了3个关押地方，一共关过5处，远的到过晋中太谷”。

    此间，弓中甫的家庭遭到搜查，妻子、女婿受到了党纪和政纪处分，有关单位进驻南大院，深挖弓的各方面问题，一批亲友同事被讯问或关押。弓形容当时他家里的情况是“关的关、免的免、病的病、伤的伤，一人得罪，全家牵连”。2001年12月16日，长治日报在《我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查大案要案不手软》的报道中，弓中甫“诬陷他人案”被列为该年度长治纪委第二号大案。

    2001年12月7日，长治市沁县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受贿罪、贪污罪起诉弓中甫。2002年3月13日，沁县法院否决了检方提出的诬告陷害罪和受贿罪名，以贪污罪一审判处弓中甫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对这个一审结果，弓中甫及其律师提出上诉，检察院则提起抗诉，案子一直拖到2003年3月20日，长治市中院二审宣告弓中甫无罪释放。
  
    时至今日，弓中甫已非戴罪之身，但他的党籍和职务都未恢复，受牵连的妻子、女婿的党纪和政纪处分也未取消。

全市批判弓中甫

    长治日报、长治电视台、电台等新闻单位对弓案集中报道，全市组织大讨论
    在弓中甫被关押的同时，长治各界由市委统一布置，开始了长约两个月的大规模批评弓中甫“诬告、陷害他人”的运动。

    长治市委办公厅7月10日下发的（2001）38号文件中写到，“6月23日上午，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弓中甫指使他人投递匿名信件，诽谤、污蔑省领导和市委主要领导的问题进行了通报，要求全市上下就此事迅速展开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向市委写出书面报告。根据市委的安排，全市各级各部门迅速组织开展了讨论，并及时向市委写出了书面报告。”

    8月17日，长治日报头版登载了长治纪委《关于弓中甫等人诬陷他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提出弓中甫的案件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18日，长治日报头版发表了弓中甫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报道。19日到21日，长治日报连续发表三期对弓中甫事件全市讨论的报道，从高层领导到一般干部到企业职工到属县干部群众，分批发表批判言论，见报言论中有“令人发指”、“迎头痛击”、“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等字眼。

    市计生委干部王卫平，是报纸登载了发言的干部之一。记者两次寻访，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她在电话里说，“我根本没有发过什么言，不知道报纸为什么安了我的名字，添了一大堆话。报纸出来后，同事说我上报纸了我才看到，一直没弄清怎么回事”。

    除了长治日报，上党晚报、长治电视台、电台等各新闻单位，也对弓案展开了集中报道。当时，长治市委办公厅发文，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集中6天时间，围绕通报中提出的三点要求认真展开讨论，每一点要求集中讨论两天―――各新闻媒体要组织力量集中版面，集中时间对讨论情况进行报道，让全市人民全面了解和认清弓中甫的违纪违法事实及造成的重大危害。”

    9月17日，市委办公厅再次下文，指出“还有少数地方和部门没有将讨论情况向市委报告”。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将组织干群讨论弓中甫一案的讨论情况认真写出书面报告，“特别是县处级以上单位要向市委写出专题报告”，并派各级督察部门督察。长治市检察院已退休的检察长刘剑铭回忆，当时市委书记吕日周在多次会议上批评弓中甫。

    对于那场大讨论运动，长治市农委一位老领导记忆犹新，“我当时参加了市委市府主要部委局领导的小范围会议，由市委秘书长主持，让我们回去组织单位职工讨论，讨论结果书面报市委。我回去就让办公室写了一个材料，表态跟市委保持一致。我管的九个局，所有职工以部门为单位都来讨论，还动员大家深挖线索。那时大家对这事有看法，觉得过了。”

    长治市委机要保密局干部王和平，曾参加过机要局的讨论会。他说自己所在单位的讨论是走过场，但弓所在的南大院就比较激烈了。“当时我住在南大院，大会小会声讨，人人过关，连扫地的也要写材料。”时任南大院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的赵百胜说，弓中甫被抓后，南大院作为“重灾区”，展开了“思想纪律作风大整顿”，先是中层干部到管理局开会，听市府秘书长传达“弓中甫事件”，此后依次召开支委会―――中层干部会―――职工大会讨论批评，然后分小组讨论，人人发言，人人写总结报告。

    弓中甫对自己当主任时期在南大院搞的建设颇为自豪，这也是他觉得自己强过桑某的资本。在亲手建造起来的南大院“中央乐园”里，弓让记者先后两次为他照了相。但这所漂亮的大院，某个时期对弓和他的家人并不是那么友好―――弓的妻子张月仙回忆，在那次风潮中，南大院里人人写材料，她出门买菜，没一个人敢跟她搭话。    

南大院养花、扫地的临时工王仁成大字不识，他是南大院里惟一没有交认识材料的人。“临时工专门分成一个组讨论，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本子，叫我们揭发，我不会写，人家让我找一个人代写。南大院里像我这样没文化不会写材料的有十来个，我看到很多人都找那个人代写，就不想找了，后来为这事我还挨了批评。”王仁成手上还保留着当时统一发的那种笔记本，封面上贴了一张纸，上写“市政府南大院管理处整顿学习专用笔记本”。王仁成的拒写行为还含有某种“忠义”的想法，因为他是被弓中甫招到南大院来干活的。不久，王被南大院辞退，“我想可能有表态不积极的原因”，现在，他在给市水利局看门。
监控邮筒与鉴定笔迹
    “弓的案子，是公安人员在邮局监控一些上告信时，顺便查到了弓中甫他们的匿名信”
    在弓中甫案的二审辩护词中，弓的辩护人、北京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晓指出：“本案没有报案人，没有受害人，案件的侦破是由侦查人员着便装守候在邮筒旁，将投递匿名信的人现场抓获的。”
案件当事人之一、包工头张国洪回忆，2001年6月18日晚，他让手下一个经理小顾到邮局投递匿名举报信，“小顾是在邮局投信时给抓住的。有人跟我说，当时长治市县乡的邮局邮筒都有便衣蹲点监控。”
    关于监控邮筒的事，长治市原公安局长谢庚芳、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治市原政法委书记）武振华、长治市一位现任市委常委以及市农委那位老领导都谈到了这个情况。弓中甫案件的承办人、长治检察院批捕处原处长关玉祥认真审阅过弓的侦查案卷，他说：“弓的案子，是公安人员在邮局监控一些上告信时，顺便查到了弓中甫他们的匿名信。”长治市机要保密局工作人员王和平说，当时长治市公安和安全部门派出一些公安干警进驻长治所有邮电局，“截查匿名举报信。弓的事出来后，不到一礼拜就全撤了。”长治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安干警说，他本人没有参与监控邮筒，但他的同事中有去执行此类任务的，和外界说法没有多大出入。
    市农委那位老领导说：“当时市委下了很大功夫查匿名信。公检法一起上马，对信件进行笔迹鉴定，对打字机型号做鉴定，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公安局把上头领导的意思加码了。”上文提到的那位长治市委现任常委介绍，他也知道公安机关到各个单位查信封、笔迹，还查到了市委办公厅，在全市也搞过鉴定打字机型号。周晓律师回忆，2001年6月，他作为弓中甫的代理人初次和长治警方接触，“当时侦查人员住在长治市粮食招待所，我进去时，看到半间屋成捆成堆是长治市机关干部的普法考试卷子，还有部分学生的卷子，在搞笔迹鉴定。”
    弓中甫说，他出事后，怀疑家里的电话也遭到了监听，“一拿电话就有一种声音”。上文提到的长治市委常委说，弓中甫事发后，有一段时间，“我和其他几位常委的电话好像也被监听了，电信局的工作人员后来告诉了我这事。”
    谢庚芳，长治市原公安局局长，他在吕日周主政后不久主动要求离岗。他回忆，由于一桩案子，他和吕发生抵触，辞职时他对吕日周说：“你当书记我干不了。”谢庚芳认为：“对匿名举报信，不宜视为敌我矛盾，要动用到公安技术侦查手段。鉴定笔迹、监控等行为，以往都只用在刑事案上。”
长治一度的匿名信风潮
    吕日周说，“我到长治上任后，打破了当时地方的宁静。你要干事，就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有人就会反对你”
  
    谢庚芳说的“匿名举报信”，并不单指弓中甫的事情。事实上，监控邮筒和鉴定笔迹的背景是：2000年底开始，长治市出现了一股针对吕日周的匿名信风潮。
    吕日周回忆，当时小字报、匿名信满天飞，有上街散发的，也有邮寄给市级和上级单位的，“我到长治上任后，打破了当时地方的宁静。你要干事，就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有人就会反对你。”
那名农委老领导证实，“当时匿名信有四五种版本，到处散发，寄到单位、领导办公室、市委各直属部门办公室，政治气氛很紧张”。他说，自己就收到过类似的匿名举报信，内容是反映“吕日周武断专行、好大喜功、买官卖官”。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振华也在2001年2、3月份收到过一封类似的匿名信，“我交给人大党组了。”武介绍，吕日周后来口头规定，四套班子收到匿名信必须转交他本人。
    据农委老领导回忆，2001年3月或4月份，吕日周在长治市县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公安在7月底前侦破这股匿名信风潮。4、5月份，长治开始大规模追查匿名信，由市级单位到县区乡，挨片排查。
    2001年6月11日，长治市委市府办公厅下发的文件提出“全市各级各部门对散发诽谤、污蔑市委主要领导的违法印刷品的人和事”，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坚决无情地揭露和打击。”7月10日下发的（2001）38号文件则联系弓中甫案件要求，“必须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在深入讨论、广泛教育、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展开一场排查工作。”9月17日的市委办公厅文件要求全面排查和建立匿名信责任追究制度。
    吕日周说：“当时我们就是要刹这个歪风，否则没法干事。诬告这么厉害，公安肯定要查，当时要求尽快破案。”至于公安动用什么手段侦查，是否越出法律界限，吕说他没有深入了解过，“公安有人家的手段，还有安全部门，各有各的东西。不用一点手段，怎么可能抓得住诬告者？”
    真正散发匿名信的人，始终没有抓到。吕日周承认，弓中甫并不属于散发匿名信诬告他的那些人，那些针对他的匿名信，也许是“领导班子里某人挑动一帮散兵游勇所为”，但“公安机关抓住了弓的事情，把案破了。街上那些东西不是他弄的，但他被抓住了。弓的事情处理以后，匿名信风潮就压住了。至于情节轻一些，重一些，事后再说。”吕日周对查处的结果表示满意，因为自从弓中甫被重处后，匿名信现象真的少了。农委老领导认为，抓弓中甫的案件，实际上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郭有勤，时任长治市市长。他与吕关系不睦，在长治是个公开的秘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郭有勤很直接地表示，吕说的“领导班子里某人”指的就是他，但是，“查了一年，也没查出什么来。”
武振华介绍，2001年3、4月份，为了解决吕日周和郭有勤之间的矛盾，山西省委曾派人来长治考察，“应是决定吕、郭二人谁走谁留的事，还曾找我谈过话。”2001年8月份，郭有勤调离长治，赴太原任山西省委副秘书长（现任山西省民政厅长）。
一桩经济案的另一种说法
  
    杨义田所在报社领导委婉地表示，杨的案子，“起因不是经济问题，但结果是以经济问题处理。”
    在弓中甫被终审宣判无罪的一个多月前，山西工人报驻长治记者站原站长、长治市莲花池文化宫主任杨义田也终于走出了被关押一年多的看守所。
    杨义田是2002年元月被抓的，后被长治市壶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一年。
    记者未能获得杨义田案的宣判书，根据山西工人报工会副主席郭贺周介绍，杨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杨在担任莲花池文化宫主任期间私设小金库金额达50万元，财务管理混乱；一项是杨的个人收入中，有部分来源不清，金额大约为6万元。
    关于杨案，在长治以及杨工作过的报社广泛流传着另一种说法：杨是因为在网站上发帖反对吕日周被抓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振华、长治市农委老领导都认同这种说法。郭贺周曾目睹杨义田从工会办公室被公安人员带走，他委婉地表示，杨的案子，“起因不是经济问题，但结果是以经济问题处理。”
    2004年春节前夕，杨义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左耳的听力很差，这使得采访变得很困难。杨说，这是由于看守所潮湿的环境造成的，他现在周身的关节也因此经常疼痛。谈到入狱经过，杨觉得很荒诞。“2002年元月5日，我忽然就被抓了，事后才知道，当时山西工人报网站上有人发帖反对市委书记吕日周。公安侦查发现，发帖者对吕和长治市委内部情况很熟悉。因为我当时是山西工人报驻长治记者站站长，又有亲戚在市委，就怀疑了我。另外，当时攻击吕日周的匿名信很多，公安核对笔迹，其中有几个字似乎和我的笔迹对得上。”
    在山西工人报，网站事件和杨义田入狱间的关联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山西工人报社一位老领导透露，“2002年初，长治市工会打来电话，说杨被双规。我去长治处理，找工会，工会说不知怎么杨就被抓了。找纪委，纪委说原因不能说，反正有问题”。这位领导说，后来他们知道，长治有人发帖子，涉及吕日周。“当时工人报广告部有人以工人报名义申请了网站，有人在网站论坛上发帖子攻击吕日周，公安查到IP地址在长治一网吧。公安局还到山西工人报搜查网站，我当时也在场。”
    山西工人报总编梁若洁说，当时工人日报社的网站上连续有几篇帖子反对吕日周，杨义田出事后，长治市公安局的人曾来报社查网站，同时还调查信件，“因为有两封匿名信是从太原发的，他们来核对时间，看杨义田当时是否在太原。”公安一共来了两三次。此后，“我下令封掉了网站。”
    梁若洁向记者保证说，杨义田“绝无他们怀疑的攻击某个领导的动机或意图。”此外，他一再肯定杨义田是个优秀的记者。在场的工人日报社另一位副总编则表示，“办案不能靠推理。”
    杨义田从不承认自己在网上攻击过吕，他也不愿意记者把自己的遭遇和弓中甫等人混在一起。面对记者，他已不愿多谈，并要求记者不登载他的事情，“这里面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为了家人，我宁愿平静地忍受。”杨义田表示，他有一整套的材料，将来一定会以合适的方式发表。
    此外，山西工人报的几名领导都谈到了一个情况：2001年，杨义田发过一篇《这里的工人在流泪》的报道，写长治西旺煤矿的衰落，报社也曾怀疑是否这篇稿子得罪了长治方面。
    对于杨的案子，长治市政法部门都称不知情。长治市人大常委会主管政法的副主任武振华表示，他知道杨义田的案子，确实和言论有关，但具体细节不了解。2004年春节后，吕日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杨义田的事情不了解。
网站聊天换来34天关押
    “我们一商量，网上聊天骂人很多，觉得不适合治罪，后来以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处罚了”
    长治市检察院批捕处原处长关玉祥则透露了另一桩网络言论案件。“弓的案子前不久，电力局有一个人在网上聊天，说长治某领导在原平县多少万的经济问题都没事。那天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司机上网，正好看到聊天内容，给上头报告了，后来公安抓住了这个人。”
    吕日周在1983年―――1988年间担任原平县委书记，“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原平改革经验曾经名噪一时。（

者辗转找到了该网络事件的当事人路全锦。事发时任长治市供电公司检修工区党支部副书记的路说，当时是2001年3月10日凌晨，“我在长治信息港上网聊天，有个人感慨晋城的某领导腐败，我回了一句说让他消消气，说我们这里某领导在原平上百万的问题也不了了之。后来公安通过查IP地址，查到了我家里的电脑。”路全锦说，本来他可以不承认，因为IP地址最后一位是动态的，但他觉得这事没什么了不起，就承认了，结果被抓进去，以诽谤罪名拘留，关了34天，又取保候审三个月。此后取消取保候审，改作“其他处理”。路说，在看守所里，每天讯问的主题一直不变：“问我和市委、市政府什么人接触得多，有什么后台，谁告诉我原平的事。我想请律师，办案机关让我忍忍，别闹，给领导消消气就好了。”
    拘留期将近结束时，赶上“严打”，路全锦被五花大绑，穿上囚衣游街，在群众大会上又一次宣布被拘捕。4月19日，长治日报发表报道《长治破获一起恶意诽谤他人案件》，说路“公然在互联网上发表诽谤言论，不仅干扰了领导同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我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也造成了一定影响”。长治电视台也曾到看守所采访制作了专题新闻。
    关玉祥介绍，路全锦的案子送到了批捕处，公检法一起商议怎样处理，“我们一商量，网上聊天骂人很多，觉得不适合治罪，公布出去以后对吕日周影响也不好。我们往上汇报了这个意见，这个人就没逮捕，以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处罚了。”
弓中甫案的审判过程
    “在弓中甫的案子上，办案方有一个思路，是A罪不成找B罪。”弓的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这样说道
    路全锦被关押了34天，弓中甫则在狱中呆了一年半之久。
    弓中甫始终认为，自己是响应干部公示的正常举报行为，不仅没有犯罪，也没有任何违纪之处。“我如果觉得这事不正常，就不会自己拿着信到市委收发室，让工作人员转交了。”周晓说，法律并没有规定举报、提意见一定要署真名。弓中甫表示，他在信件上署名“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职工”，只是认为他代表了一般干部群众对桑某的意见，并没有冒名的意思。
    弓中甫案另一辩护人、山西省潞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常米元则说，公示的意义就是鼓励群众提意见，那么就不能把这种反映情况的行为认为是诬告陷害，更不能以罪论处。《刑法》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是有意陷害，而是错告，或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而弓中甫意图是反映桑某不够局长资格，并未有意使桑受刑事处分，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检举信没有一封是寄给政法机关的。而且，检举信中说的情况有具体出处，办案机关却并未认真核实，因此更谈不上诬告陷害。长治市检察院公诉处原副处长刘明（化名）也认为，弓的行为发生在公示之后，属于一种反映意见，后果也并不严重。
    周晓称，“我一开始就认为弓的事情不够诬告陷害罪，给办案机关写了书面意见书，结果过一阵就引来了受贿和贪污两个罪名。”“在弓中甫的案子上，办案方有一个思路，是A罪不成找B罪。”周晓在辩护词中这样说道。
    弓被捕后，与弓中甫有工作或私人交往的一批人都受到了讯问和留置。6月下旬，曾被弓提拔为南大院后勤中心主任的徐跟党被抓到了潞城宾馆，“让我揭发弓的问题，一共审讯了7天”。张国洪则叙述了他被抓的情节，19日晚他在广场休息，来了4个便衣，“问我的姓名，我一答应，他们忽然用衣服包住我的头，弄到车上。”先是在驾校招待所，张国洪后来又被转到山水宾馆，“在那里一共关我48天，要我承认给弓中甫行贿。”而另几个在南大院包工程的包工头也曾受到过类似讯问。
    此后，沁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关于对弓中甫犯受贿罪的指控是：包工头张国洪、丁田才、王桃园、常新明等人为承揽工程、顺利结算工程款，多次分别送给弓中甫5.2万元。关于对弓中甫犯贪污罪的指控则是：弓中甫在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白云宾馆报销了总额为2万元的餐饮和招待费发票。
2002年3月13日，沁县法院一审判决，检方提出的诬告陷害罪和受贿罪名被否决。判决书认为：关于诬告陷害，只能说明有匿名信存在，但信中列举的买官卖官事实并未有某省长的证明来印证，指控弓中甫诬告陷害证据不足。关于弓中甫收受包工头贿赂的指控，同样缺乏直接证据。
    至于贪污罪，弓中甫本人及其律师在法庭上辩称，弓只给过白云宾馆负责人张文华总数1.7万元的发票，这些发票是管理处接待活动产生的，由于管理处资金紧张，弓先垫支了钱，而且给了张发票后，弓一直未得到报销款。但这一说法未被采信，一审法院最后以贪污罪判处弓中甫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对这个一审结果，弓中甫及其律师提出上诉，检察院则提起抗诉。长治市检察院公诉处原副处长刘明曾经经办了弓中甫案件的二审抗诉，他说，“沁县法院稀里糊涂判了个贪污罪。这是上级指定下去的案件，没有达到原指控罪名之后，沁县检察院提起抗诉，市院支持抗诉。一开始我认为不应支持抗诉，当时我在庭上就讲，案件证据不足，我也给领导反映过。此后我认为，贪污罪完全不沾边，诬告陷害还可以说有一点嫌疑，抗诉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也好，因此支持了抗诉。当时的政治情况是，非要办这个案不可。”
    检察院批捕处原处长关玉祥回忆，弓的案子到达批捕处，他就感到批捕过程不太正常，“此前公检法三长已经开会商议过，认为可以判有罪。我亲自看了弓中甫的卷，觉得他犯诬告陷害罪的证据不足，于是我在检委会上代表处里提出意见，建议不捕。但检察院领导态度很不好，说‘弓中甫有没有罪，要让他自己来证明自己’，以权压人。我们也知道这件事牵涉很多，是一起政治案件，于是会议决定先逮捕。”此后不久，54岁的关玉祥提前离岗。
    弓中甫案的另一位辩护律师尹燕潞说，当公安尚处于侦查阶段，甚至刚开始采取强制措施，长治市委就召集公检法三家开会定诬陷罪，这是严重的违反法律程序。
政法部门不愿透露情况
    长治市公安局、弓中甫案一审公诉人、审判长均婉拒采访
    2004年春节后，记者赶赴沁县，弓中甫案一审公诉人、沁县检察院检察员刘忠说，他没有义务接受记者采访。他同时表示，自己不知道弓中甫的无罪判决，因为“我院没有接到过二审无罪判决书”。
    弓中甫案一审审判长王荷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沁县法院原院长、现任黎城检察院检察长杨振国同样不肯透露案子的有关情况，但他说，如果不是考虑对弓中甫负责，法院不会把案子一直拖着，过了诉讼时限仍然不定罪。
    长治市政法委副书记田志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弓中甫的案子，中级法院请示过政法委，政法委当时的答复是“依法办事，依照法院判决”。此前，长治市政法委书记王云亭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也有过类似答复。
    针对监控邮筒、鉴定笔迹，对弓案的侦查及对徐跟党、张国洪等人的讯问情况，记者联系长治市公安局。该局宣传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弓的案子是市委定的，采访应该找市委。
    记者联系长治市检察院，该院让记者通过山西省高检批准再采访。此前法制日报记者曾获得山西省高检的采访许可，但没有问到具体内容。
    2月2日，记者从长治赶路到京，采访路过北京回太原的吕日周。关于弓中甫的案子，吕日周称，“纪委是报上来过，我们是否研究过，记不清了”。对于当时的“全民批判弓中甫”，吕日周说，当时在长治，所有重大案件的处理，媒体登载、全民讨论都是通常的步骤，目的是通过案例让群众提高认识。他举了聚众赌博的壶关县常行乡党委书记秦和平的例子，在吕的著作《长治，长治》中，也描述了全市媒体连日集中批评秦和平和展开市民大讨论的情景。
    弓的案件辩护人、北京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晓认为，在长治各界全面讨论批判弓中甫的时候，弓的案子检察院还没有正式起诉，更没有审判，这是由政府和舆论率先定了弓中甫的罪。记者问吕日周，舆论参与案件、全民讨论的形式，是否会给当事人造成伤害，吕日周说，他只想解决问题，没想到是否会造成偏差，“只要弊大于利就去干。当事人就是要让他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顾不得情面。”
    2003年3月20日，长治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弓中甫无罪。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关于诬告陷害和受贿指控证据不足的认定。关于贪污指控，终审判决认为，弓中甫交白云宾馆报销的1.7万元发票用途为何，原判并未查清，指控弓中甫贪污证据不力，不予认定。
    弓中甫被当庭宣布无罪释放。一年来，他找遍了从全国人大、中央纪委及省、市各个部门，写下的申诉材料厚达一尺。弓中甫说，他希望可以恢复自己的职务和党籍

又回到文革中了吗？

落后与腐败！！

腐败啊！
腐败。

 

腐败啊！
腐败。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拿宝马撞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