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禹倍感孤独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作为义务支教的先行者，徐本禹的行为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因此，他并没有被列入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行动计划，只是一个“体制外”的志愿者。在我们这个“组织”决定一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徐本禹得不到体制内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补助，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的行动也不可能被主流媒体按“报道方针”进行宣传报道。换句话说，他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志愿者。

幸亏共青团贵州省委、大方县委组织部、大方团县委和华中农业大学给了他援助和支持。贵州团省委后来将他补入本省志愿者名单，每个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补助（列入团中央的每月800元），这才将他从衣食无着的困境者解脱出来。徐本禹每月节衣缩食，将这500元钱省出大半，用来资助山区的孩子上学。仅在猫场镇中学，他就资助了32位贫困学生。为了能与外界联系，他买了一部旧手机（爱立信T17）,但只用来发短信，从不拨打和接听电话。他付不起更多的手机资费。

他就这样默默地在大山的重围中履行着他的阳光下的诺言。

他想用自己的激情点燃贫困山乡孩子们的心灵。

 

他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外化为具体而琐碎的行动。

当很多有识之士在开着空调的报告厅雄辩滔滔的宣讲着中国的“三农”问题时，徐本禹在酷热的教室里教给学生四则运算和汉语拼音。

另外两名志愿者是半年前由贵州团省委派来的，团省委此举是为了让徐本禹不至于太孤单。半年来，他们三人在这极其偏僻的大山中体验着自己人生最沉重的履历。
      徐本禹至今没有谈恋爱。曾有不少仰慕他的女大学生追随而来，最终悄然而去。而徐本禹却在这志愿者小屋中抒写他对贫困孩子们博大的爱。
 

 

徐本禹想转到另一个乡，叫大水乡。我们在大水乡考察的所见所闻，只能用“震惊”二字来形容。猫场镇与这里相比，可算是天堂了。
　　 大水彝族苗族布依族乡是2001年新建的民族乡，位于大方县东部，距县城67公里。全乡总人口126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占76%。全乡耕地面积12300多亩，平均海拔近1600米，属喀斯特地貌。农业主产玉米、马铃薯、大豆、烤烟。该乡经济十分落后，据乡党委书记介绍，去年全乡人均收入上报为1200元，实际只有500元。全乡今年5月基本通电。除乡政府外，各村至今不通电话。2002年以前没有通往县城的公路，现虽然通了公路，但路况极差，属于机耕便道。
　　 图为大水乡一个汉子正从街上匆匆走过。他赶了两个小时的山路是为了卖点玉米。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能卖得15元现金。除了买两斤盐回家，剩下的钱要攒起来做孩子下学期的学杂费。如果一个暑假攒不够70元，孩子将辍学。




[编辑 -  7/26/04 by  grant]

        大水乡共有14所小学，其中公办小学3所，村办小学11所，私办小学4所。全乡在校小学生2340人，教师103人，其中正式教师仅54人，而初中或高中学历的正式教师占了40%。代课教师以初中生为主。每个小学生每年缴纳学费、杂费、书本费140元，但仍有不少农户无力缴纳，致使孩子辍学。代课教师主要靠微薄杂费维持收入，每人每月工资110元。如果学生欠费，则工资难以保障。
　　 图为大水乡一家很有代表性的民居。绝大多数农民住的就是这样的茅草房。


 

我们重点考察了大水乡的大石村。从下学期起，徐本禹将转到这里支教一年。大石村距乡政府所在地18公里，至今未通公路。全村村民主要是彝族，另有两户布依族。通过深入走访农户，我们了解到去年全村人均收入仅300元，村民辛勤劳作一年，收获粮食仅够吃半年，不足部分靠政府救济。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和马铃薯作为口粮。现金收入主要靠养鸡（每户养鸡只有五六只）和去小煤窑背煤。村长和村支书月工资70元，由乡财政补助。
　　 图为大石村通往外界唯一的路。我们冒险乘越野车从这条路上往村里行进。18公里走了一个半小时。

其实，大石村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人文传统。徐本禹将要来支教的大石小学，建于1943年，原名“国立大石小学”，至今已有60余年历史。大石小学唯一的“教学楼”就建于20世纪40年代，如今已摇摇欲坠。6个年级共6个班的110名学生就在这栋老房子里上课。
　　 考察期间，我曾向大方县委负责人连问两次：“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还能够建立这样一所小学，我们共产党难道就不能把它搞好吗？”那位负责人红了眼圈，却始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大石小学属于村办小学，国家没有一分钱投资。教师只有初中学历，每月工资110元。但因不少学生拖欠学费，这110元只是一个政策数字。
       大石小学王校长，彝族，高中学历。他同其他教师一样，每天都要同学生们一道走过漫长的乡间小道，来到学校。最远的学生每天摸黑出门，步行两小时才能到校上课。
　　 教师生活十分清贫，但他们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将文明星火悄悄播撒在这寂静的山乡。让我们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播火者致敬！
    大石小学办公室。木制书柜上贴着已经褪色的对联：“只有诗书万卷，全无金银半文”。
     为了“隆重庆祝六一儿童节”，5月1日，村委会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发动全村捐款，给孩子们一个欢乐的节日。全体村干部、党员、教师纷纷慷慨解囊，募集了500多元钱。孩子们排演了文艺节目，给偏僻的山村带来了欢笑。村长高某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儿童节的“盛况”，一再说“活动搞得很成功”。
　　 面对这张褪色的募捐启事，我们潸然泪下。“隆重庆祝”之类的提法，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看看我们的电视和报纸，哪天人们不在“隆重庆祝”？而2004年6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的“隆重庆祝”，不知该让多少人汗颜！为了孩子，穷人们掏出了自己可怜的积蓄，而想到那些贪官污吏、达官贵人，成天声色犬马、挥金如土，我们怎能不感慨万千？

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已经向我们表示要资助几个孩子上学。华中农业大学还决定向大石小学提供8万元，帮助建设新的校舍。
      大水乡党委书记邀请徐本禹到大水乡作了一场报告，组织全乡党员干部和教师参加，他还特地把在大方县城教书的妻子和在毕节市中学就读的女儿带到大水乡，让她们听徐本禹的报告。在听报告的过程中，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在贵州民族学院的一场报告中，徐本禹的发言平均每两分钟就被掌声打断一次。

转自http://news.ewe.com.cn
　　作者:徐本禹
　　 注：在整理的过程中，自己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有太多的东西要写，欲下笔又止，越想心里越痛！眼泪伴随着我写完这篇稿子，是痛苦？！是感动？！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无怨无悔！明天我还要踏上那令人难忘的旅程，我义无返顾！
　　
　　 我叫徐本禹，今年22岁，中共党员。我出生与山东聊城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18岁开始教学，我爹教了一辈子书，工资有原来的十几元钱涨到了270元钱。去年父亲转为正式教师，基本工资是800元，这是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母亲没有文化，在家务农，我娘身体不好，头疼病经常犯，但我母亲很勤劳、很善良，母亲是我们家主要的劳动力，母亲经常拿出家中的东西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家庭。和我们在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快60岁的舅舅，舅舅终身未婚。（我娘、我舅是我来这里之后心里最牵挂的）虽然我们家在山东，在东部，但我家现在还是住在土房子里面，走进我们村一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一个最矮的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我娘经常说起的一件事是：小时侯，我们家没有吃饭的钱，是我娘向邻居家借了2元钱买的菜！虽然现在家庭条件还是很差，但比以前好多了，每当我娘把这一句话说一次，这句话就又更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我娘的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你的手，或许你所提供的帮助对自己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就如同身上衣、口中食不可或缺！
　　 1999年，我顺利通过高考，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我心有不甘。跨进了华中农业大学的校门，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没有丝毫的怨言。刚入学不久，我在给家中的信中写到：“我会一切从零开始，我要四年后堂堂正正地走出华中农业大学！”当其他同学还是满腹牢骚的时候，我已经融入了大学生活。
　　 1999年秋冬之交，当时天气已经冷了，我的同窗室友胡源的父母来学校看望胡源时，叔叔阿姨看见我只穿着一件军训服，怕我冻着，就把胡源的两件衣服送给了我，并对我说：“天气冷了，别冻着。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和叔叔阿姨讲。”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远离亲人，第一次在外地得到好心人的帮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或许是这么多第一次交织在一起，让我至今不能忘记。当时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爱心传递下去，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那些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
　　 刚开学不久，我参加了我们学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学活动，学校安排我打扫5栋2楼的一层楼道，打扫一个月。学校勤工部发给我50元钱，拿到第一次自己勤工俭学的钱------自己的劳动所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就从中取出7元钱买了2斤瓜子。 钱发下来不久，我们学校经贸学院组织了一个向希望工程献爱心的活动，我把我勤工俭学所剩的43元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小妹妹。钱捐出去以后，心里特别的高兴，毕竟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自强自立的人，我在大学里没有主动向学校申请过补助，都是院里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让我写申请。记得2000年的春天，学校发春季补助，班长让我写申请，我拒绝了，后来还是院勤工部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让我得到了400元的补助。后来，我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向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捐款的活动，当时我毫不犹豫地从特困补助中拿出200元钱捐了出去；还把100元钱捐给了我的一名小学同学，当时她正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她的家庭条件比我们家的条件还要差。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弟弟妹妹都在读高中。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生活上的困难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是帮助老师看孩子，在办公室里打扫卫生来维持生活的。她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我在附言栏中给她写道：“把这100元钱用在上机上吧！”
　　 大学第一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获得了1400元的奖学金并且得到了特困生自强奖。
　　 大学第二年，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好事坏事都发生在我的头上。通过竞选我成为了一名班长，同时在计算机老师的帮助下，我成为了一名经贸学院计算机机房的管理员。当时我想当管理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学电脑。渐渐地我迷上了电脑，经常是下了课饭也不吃就跑到机房，当然不是去玩游戏，而是学习。就这样，我给班级的时间就少了许多，班级慢慢地失去了凝聚力。有不少学生对我有意见，我也听取了学生的意见，或许是一心不可二用吧。当时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因为党支部已经把我列为发展对象，下班党员三番五次找我谈话，让我总结原因，我知道自己力不从心。2002年4月17日，当党支部决定通过讨论让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的时候，我愧疚地流下了眼泪。我说：“我对不起曾经信任过我的班集体，我没有把班级教给我的任务完成好。如果党支部能够批准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我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我的班集体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更要向优秀党员学习，争做优秀党员！”
　　 或许有人不会相信，我是一名党校考试两次，党支部讨论三次才通过的。第一次上党校，自己心里想：上党校还不是一种形式，考试的时候不用准备复习也会过的。上党校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在下面学习英语。考试时不准备，结果全院100多名党校学员中只有两个人党校考试不及格，其中一个就是我。当时感觉好丢人呀！好长时间不能振作起来。通过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干什么事情，无论多么容易，都必须认真准备，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2001年3月，我因向绿色希望工程捐款，有幸成为了湖北电视台《幸运地球村》的嘉宾。当节目录制完毕后，两位主持人，其中一个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戈辉，了解到我的家庭情况后，许戈辉送给我一个信封，我当时估计里面是钱，我说我不要。田野和许戈辉对我说：“就把这钱当作是你哥和你姐送给你的！”在回校的路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钱，在公交车上我无法说出我当时的心情，自己给予社会的是那么少，社会给予我的却是那么多！回到学校后，我把其中的200元钱捐给了我们班的一名家庭条件很差的同学，100元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景玉春同学，还有100元钱捐给了湖北沙市的一名孤儿，她的名字叫许星星。她曾获得过全国十佳春蕾女童的称号，她是一个比我还坚强比我还勤奋的小女孩。她六岁以前从没有吃过一个冰淇淋，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从湖北电视台回来后，我给自己许了一个诺言：无论自己生活多么拮据，一定要帮助我亲爱的妹妹。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原来学校每个月发给我们22元钱的生活补助，我留出2元钱做班费，其余20元钱都给她寄去。有奖学金、生活补助以及家里给我寄钱的时候，我就多给她寄一些，有时寄50、有时寄100、200。后来，我们经济学党支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我们系党支部全体党员发起倡议：让每一位学生党员从党费中拿出一点来给她寄去，但我仍每月给她寄去20元钱。在来贵州之前，我从国家奖学金的6000元中取出2400元留给了我们系党支部的老师，把这2400元钱当作她两年的生活费，每月100元。有一次，我在《楚天都市报》上看到一篇关于骨癌患者自强不息的感人事迹，当时身上只有10多元钱，当时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并把10元钱给她放在了信封里。
　　 为了自己的学业，我利用暑、寒假的机会在学校勤工俭学，大学四年我在家里呆的时间总共不到40天，其中两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大学里的第一个暑假我留在了学校勤工俭学。上午、下午去图书馆整理图书，吃饭的时候就去学校的一食堂刷盘子。当时武汉正处于最热的时候，温度在39度左右（三大火炉之一），成天忙得一身臭汗，走到寝室后像一堆烂泥一样，衣服不脱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其间发生了一件让我难以忘记的事情，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吧！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里刷盘子，主管人员说有学生反映盘子没有刷干净。当时和我一起刷盘子的还有两个服务生，她们刷第一遍，我刷第二遍，只需要把盘子放在水里荡一下就可以了。刷不干净的主要是那两位小姐的责任。其中的一位小姐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也不能全怪我，这位小姐就把主管对她的批评全部发泄到了我的头上。她故意把盘子狠狠地往水中一摔，洗涤水溅到了我的脸上和身上。当时我心里难受万分。为了能够在一食堂继续打工，我选择了忍气吞声，一直坚持做到了最后。
　　 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地明白：没有文化只凭自己的手去劳动，自己也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的劳作，而且还会受到别人的侮辱；同时我深深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生活的不易。所有这些都让我把更多的爱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001年和2002年的春节，我是在学校度过的，我想利用寒假的时间多学一点知识，去打工。2001年的那个春节前夕，我正在寝室里学习，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外婆想我，想让我回去。由于当时买不到火车票，就对家里说：“过年回不去了。”大年初一的时候，家里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外婆很想我。我大年初三回的家，到了家里后才发现我外婆已经不行了，外婆已经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了。走到外婆的床前，我大哭了起来。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父亲一直没有告诉我。由于外婆当时已经得了白内障，双目失明了。外婆最后也没有恢复知觉，用手来摸一摸她的外孙。
　　 这一年的春节，我是吃着方便面度过的初一，后来我才发现这些方便面当时已经过期了！
　　 从小把我带大的外婆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前也没有享受什么福，苦了一辈子。从此以后，我更加发奋学习，我对自己说以后毕了业一定要好好孝敬我唯一的舅舅。
　　 大三刚开学的时候，奖学金还没有发，在经贸学院当机房管理员的700元还没有发给我。当时真到了没有一分钱的地步。当时功课很多，一天要上8节课，不可能去校外打工做兼职。为了能够吃饱饭，我去了我们学校里的几个食堂，食堂的主管人员都说经济效益不好，不能在要勤工俭学的学生了。最后，好说歹说，教工食堂的主管把我留了下来，让我和另外一位老伯一起端盘子。在教工食堂，我经常看见我的饿同学和老师在那里吃饭。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是一个滋味，感觉很难堪。后来相通了，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我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劳动，有什么羞愧的呢？我比那些饭来张口，钱要到手的人强多了。
　　 当我参加10月份的程序员考试的时候，身上只有2块多钱，由于考试是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如果不是在考完回校的时候遇上我的同学，我就要走着回到学校了。
　　 周末事情比较少的时候，我喜欢去敬老院做义工。通过做义工，我学到了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同时我也认识到时间的宝贵。我告诉我自己：“你也会有这么一天，到时候想干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了，必须和时间赛跑！”
　　 由于在学校里的优异表现，大三下学期，我作为我们学校的唯一一名学生代表出席了湖北省第十一次团员代表大会，而且还获得了6000元的国家甲等奖学金，还免了学费。后来，毕业论文得了一个优秀，同时还被评为了校优秀毕业生。
　　 2001年12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我象往常一样去汉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过程中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当阳光洒进山洞里……》这篇文章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对当地有如此艰苦的条件感到惊讶和震惊。回来后我向辅导员陈曙老师反映了情况，陈老师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第二天，陈老师就向分团委的学生干部介绍了具体情况，同学们纷纷要求去岩洞小学进行义务支教。由于要生产实习，各科考试的时间都比以前要早一些，而且比较分散，大约在6月初，我利用复习功课以外的时间，制定了一份活动方案，在人员选择上考虑到以后开展同样活动的连续性，最后定下了四名同学，我(当时大三)、陈兴杰(当时大二)、向华(当时大二)、刘圣鹏(当时大一)。按照活动方案的安排，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捐资捐物。捐资是在校内进行的，由陈兴杰、向华来负责，最后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总共捐了500多元钱。捐书和捐衣物的事情由我来负责，我去了华农附小，向校领导反映了情况，校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的爱心事业，小学生们把自己心爱的图书、玩具、衣服都捐了出来，还有不少同学捐的学习用品很显然是刚买来的，而且他们都留下了地址和电话，说要做好朋友。老师还建议我把那边的情况了解一下，以便开展小学生之间的"一帮一"活动，小学的老师和学生的爱心行动让我深受感动。为了能够募捐到更多的图书，我又去了洪山新华书店，书店的老板吴经理说这是一件好事，理应帮忙，便捐了90多本，其中70多本是儿童书籍。后来我又找到武汉中心百货有限公司工会的胡主席，她向我询问详细情况，我把详细资料给她看后，她的心被打动了，答应了捐助这件事情，公司最后总共捐了150多件衣服。她说："你们人少，捐多了也拿不走，而且路又远，要是近一点，我们可以捐的更多"。胡主席怕我们搬不走，就用公司里的一辆面包车把我们送了回来，当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在心里面默默地祝福：好心人一生平安！万事开头难，这长达近一个月的准备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一人知道，当时为把整个准备阶段的活动做好，我一边忙着复习，一边忙着捐助的事情，当时我感觉很累，只能是挤时间去复习，心里只是想为山区的孩子们尽自己的一份心、一份力。7月15日我们五人带着三箱子衣服，一口袋书及500元钱坐上了去岩洞小学的火车。但天公不做美，我们刚到贵阳就下起了大雨，把箱子都淋湿了。在大方县我们买了足球、录音机、铅笔、圆珠笔。经过辗转和颠簸，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在我们还没有来之前，周围村庄的村民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心里格外高兴，特地把崎岖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虽然我们和村民之间有语言障碍，但我们从他们的行动中得到了答案------一种对知识的期盼。到达兴合村的当天晚上，行李还没有整理好，我就去了岩洞小学，当我走进岩洞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南边是一四年级复式班，北边是六年级，一四年级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然后在棍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作黑板。由于岩洞的上方没有隔开，在一边上课，在另一边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如果我不亲眼看到这种情形，无论是怎么想也想不到这里的条件会如此的差。7月20日我们开始上课(只有三、四、六年级)，刘圣鹏、向华负责三年级，陈兴杰负责四年级，我负责六年级。开始的时候，三年级的小学生听不懂普通话，四、六年级的学生才勉强听得懂，但要说得很慢。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的贫穷状况，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农户家去做调查。由于各户之间很分散，而且又在山头上，所以每次都要走很长的山路。农户家里面都很穷，有90%以上的农户都欠债2000～3000元左右，吃的玉米面，有的家庭自己种的只能够吃半年的。为了能够增加一定的收入，几乎每户都养了猪，所以家里的孩子要每天打猪草，背着背篓，上山、下山、很辛苦。有一次，我去吴斌老师家去做客，由于当时天已经黑了，晚上回不来，就在他家住了下来，这一住恐怕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晚，我刚躺在床上，跳蚤就在我身上乱爬，赶走了一只又来一只，浑身不舒服，整整一夜没有睡好。7月31日，除我之外的其他四人开始踏上了回校的路，在他们回校的当天，假期补课的全体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把他们送到了六里之外的羊场，全体同学手拿老师自做的小红旗，欢送我们回校，在把他们送走之后，我发现有所有学生的眼里含着泪水。8月8日，我也踏上了回校的路，许多学生把我送到了猫场镇，当天我给他(她)们买了一些吃的，他(她)们送给我鸡蛋、面包，说是路上吃的，还有感谢信…… 返回学校后，我们组织了对“为民小学”100名贫困学生的“一帮一”活动，有的在校大学生把每个月省吃俭用的10元钱给他们寄去，有的寄去了学习用品和衣服等，学生和家长纷纷写来感谢信表示感谢。其中有一位叫郭加勇的学生写道：“徐大哥，我真的太想你啦！我每夜都梦见你。在梦里，你在教我们解答难题，带我们爬山玩水，教我们唱歌、做游戏，但每次刚梦到好玩的时候就醒了，点灯一看却不见你，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床上，这时我留下了眼泪。”
　　 虽然去为民小学进行支教耽搁了考研复习，但是山区孩子对我的期盼和祝福化作一种力量，激励着自己努力学习，终于我以372分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初试分数线。在我得知考研成绩的当天晚上，我兴奋的失了眠（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眠）。
　　 2003年4月16日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日子，当我得知今年我校不能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时，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放弃读研究生的机会去岩洞小学当一名支教老师。晚上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复试了没有。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不知道怎样把这一事实告诉父亲，最后我鼓足勇气对父亲说：“我不想在这儿读了……”(其实我是多么想在这儿读下去呀！)我对父亲说：“我想去贵州当一名志愿者，我想两年以后再考一个好的学校……”在电话的那一边，虽然父亲同意我这么做，但明显有些失落。毕竟他的儿子以372分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初试分数线，而且极有可能是公费，能不惋惜吗？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他会相信他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给孩子们上课，教孩子们唱歌、踢球、做游戏;孩子们把我拉到他们家去做客，家长给我做当地最好吃的饭菜；我们走时，孩子们哭呀哭……每当我想到这些我的心又飞到了岩洞小学。在我准备考研期间，有的学生给我写信说我以后还能来吗？他们说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到这儿来了，因为这儿太贫穷了。学生对我的思念和对知识的渴求化作一种力量，永远驱使着我要再一次走进岩洞小学。
　　 还有那一个当地最穷的苗族老太太，人、猪、羊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顶是用带洞的塑料布做成的，家里没有煤，没有床，她的侄儿睡在猪圈上面，她就睡在地上。返回学校后，每当外面寒风刺骨时，我就想起那个苗族老太太，贵州的天气也冷了吧，老太太怎么过冬呀？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当时我身上没有钱，于是我就向我的同学借了400元钱，让资助岩洞小学的吴道江给她买些煤。后来吴道江给我写信说这400元钱已经帮老太太买了6000斤煤。大妈，现在还好吗？还有尊敬的老师、纯朴的村民，你们都好吗？想念你们的那位大学生马上就要和你们在一起了。回首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为山区孩子所做出的牺牲，同时也是给自己一个新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冲刺。或许在贵州的两年是孤独而寂寞的，但这只能化作一种动力，让我用自己200%的精力投身于这个贫困山区，这所小学。
　　 后来，经过院里老师的努力，学校特批我保留入学资格两年来狗吊岩义务支教，这在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建校10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写了一篇名为《信念永恒》的文章，写的是我想去支教的事，文章在网上发表了，结果被《楚天都市报》的记者看到了。记者叫我去报社做了一个讲述。讲述登报以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寝室的电话都快打暴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你别上自习去了，全部是你的电话，让我们写毕业论文也写不成了！”，后来我专门坐在电话旁等电话。
　　 在来贵州之前，无数湖北人民关注着这些千里之外的山里娃，他们当中有年过古夕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和儿童。他们要么捐钱，要么捐书、本子、文具等学习用品。有的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虽然没有捐什么东西，但他们都让我给山区孩子带去他们最真诚的祝愿。难道这些写在书信中的祝语不是最珍贵的礼物吗？
　　 2003年7月初，我只身一人来到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为狗吊岩为民小学进行募捐。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被山区孩子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小弟弟小妹妹们纷纷捐出自己心爱的图书，有的学生还捐了钱，说要与山区的学生结成对子。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募捐到儿童图书3000余册。当时由于时间很紧，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我的一位山东老乡送给我的一双凉鞋虽然已经开胶了，但我一直穿着。就在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进行募捐时，被一名叫程雨薇的小妹妹发现了，她在给我的信中写到：“虽然您相貌平平，但有一颗宽大、善良的心。今天，我观察您的衣着，一件普普通通的T-shirt和一条jeans，一双已经开了胶的shoes，就从这一点说明，您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您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看完后，我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在帮助孩子的人群中，有一位年仅17岁的保姆，当她得知这里的情况后，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捐了出来。后来我了解到，她的家庭条件也很差，而且自己马上又要到江苏打工去了，前面的路对于一个保姆来说肯定很曲折，很坎坷，这200元钱如果用在自己身上，也会解决许多生活上的问题，然而她没有这么做！
　　 还有一位姓高的阿姨，家住在筒子楼里面，高阿姨家中没有电话，为了表达对山区孩子的爱意，高阿姨在20天的时间里给我写了2封信，你可知我们之间的距离只需坐30分钟的公共汽车！后来，高阿姨为了能够联系上我，特地买了一张201电话卡，告诉我一定要圆阿姨一个心愿：把自己所能捐的衣物带给山区的孩子。高阿姨对我说，如果我两年后回来，高阿姨愿意接我的班。由于路途遥远，不能带去太多的物品，高阿姨所要捐赠的衣物我没有带过来。高阿姨对我说：“家里的衣服已经整理好了，都摆在了狭小的房间里，就连一个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在我来贵州的前几天，高阿姨知道我快要走了，有一天，她连续给我打了5、6个电话，说一定要帮阿姨圆这一个心愿。时至今日，我仍内疚万分，不能帮高阿姨实现这一愿望。我对自己说：“今年年假回武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愿给阿姨圆了！一定！”
　　 还有一名武汉理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花了200元钱给学生买了儿童图书和玩具。后来，她没有了生活费，我帮他买了一张电话卡，还给了200元钱做车费。
　　 来贵州之前，华中农业大学老干部协会的爷爷奶奶知道我要来贵州义务支教时，老干部们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会上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爷爷奶奶说要坚持到底，要想办法2年后能留在那里一些东西，同时也不要忘记学习，特别是英语学习，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身体，而且还给山区的孩子捐了500元钱。还有我们学校的一名老党员把他得到的优秀党务工作者的500元奖金捐了出来，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当我来贵州义务支教的事在学校传开以后，学校的各个部门都给我开绿灯：打印室免费给我打印资料；照相馆的师傅给了我很大的优惠让我冲洗胶卷；原本7月1日毕业生必须离校，宿舍全部停电，管理科的老师问我：“你什么时候走？你走了以后再停电。”老师还免费提供了用来装书籍和衣服的口袋。
　　 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比以前更加热爱我的母校，热爱我的老师、同学，热爱母校的一草一木，虽然它不很美，但它很善良！我心中一直记着学校大食堂写的那句话：“今天我以华中农业大学为荣，明天华中农业大学以我为荣！”
　　 快毕业的时候，同学都忙着吃饭喝酒，而我却天天为狗吊岩为民小学募捐。原本6000元的奖学金，由于天天到武汉三镇募捐，一天就会花去20~30元钱，加上给我的妹妹许星星存了2400元钱，最后我来 贵州时总共带了2700元钱。这2700元钱就是我两年的生活费。
　　 7月2日那天，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由于欠学校的学费，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和派遣证，无法去公司上班。老师也不敢为她担保。当时我就从给我妹妹存的2400元钱中暂时取出1400元，让她交了学费。现在，她已经顺利工作了。前些天她告诉我说先还我1000元，我告诉她：“这是你第一次发工资，刚开始工作，生活上有许多需要钱的地方。”她说公司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口香糖，要给孩子寄些过来。
　　狗吊岩的孩子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在来狗吊岩以前，为了能够给山区孩子带去更多的学习用品，我没黑没夜地忙着。曾经有好几次，白天出去募捐，晚上10：30才能回到学校，而回到学校后，又要把好心人捐的东西整理一下，不知有多少次是在整理的过程中感到了疲惫，就在活动室内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唯一和我相伴的是无数只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蚊子。
　　 送走了我的全部同学，最后一个离开的是我。当时没有一个同班同学来送我，心里很凄凉。7月15日，我把募捐到的3000册图书和大量儿童衣服打包托运完毕，仅托运费一项就花了600多元。7月16日，我和我们学校的七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踏上了来贵州的列车，他们七个人是来这里暑期“三下乡”的，其中有三名是贵州籍的学生。我们来到贵阳后，贵州都市报用三辆车连夜把我们和所募捐的书籍和衣物送到了大方县教育局，所捐的物品暂放在大方县教育局后，都市报又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狗吊岩。
　　 来到这里以后，那七位同学都说这里生活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艰苦。在这里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汤。但吴道江军人怕我们这些大学生吃不消，就特地买了两担米。他们七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享受的 是土豆、茄子、西红柿汤和火腿肠做成的饭菜，这已经是最高级的待遇了。但是他们七人最后还是由于水土不服加上条件艰苦都病倒了，其中有两名病的很厉害。他们于8月1日返校了。他们在返校的长途汽车上讨论着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的团长徐本禹到底能不能在这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挺过两年？他们没有返校的时候，就对我说：“如果感觉真的坚持不下就回学校吧！在这里你还是自己开个火做饭吧！这里的饭没有营养，而且也不卫生，时间长了你就会坚持不下去的！……”
　　 他们七个人的病倒也给了我一个吓马威。我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来了。我怕自己的身体会和他们的一样不听使唤。还好，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只是胃不怎么好，吃的东西也不怎么消化，记得有几次疼得睡不着觉。幸亏我带了两年用的药物，是武汉的三位好心人捐给我的。
　　 现在我是和吴村长家吃住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适应这里的生活，原来我是不吃辣椒的，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每天都要吃辣椒，让我感觉很难受，有一种想吐的感觉。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很差，苍蝇到处乱飞，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发现苍蝇在里面。当地情况就是这样，刚开始很恶心，后来心想：这里的条件就是这样又能够怎样呢？我就对自己说，就当没有看见罢了。现在我已经可以吃玉米面和酸汤了。饿的时候，一顿可以吃三碗玉米饭，平时都是吃两碗。虽然不好吃，但饥不择食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字“吃”！只有吃饱了，能吃了，身体才有保障，才能在这里支教下去。在这里早上吃的是面条，中午和晚上吃的是玉米饭和酸汤。由于这里离镇上有18公里，很难吃上新鲜蔬菜。在猫场镇上的人说：“徐老师在这里吃玉米饭肯定不适应！”他们给吴村长提意说给我开个小灶，让我单独吃。我不想给吴叔家添麻烦，我想别人能吃的苦，我也能够吃！
　　 我是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由于背阳，很阴暗，很少见到阳光。就这么小的地方成了我学习的乐园，在一张比较大的桌子上摆满了我的书籍，有专业书、文学书、英语书、数学书等。桌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床上。地上摆放着我的生活用品和好心人捐给我
　　的物品。原本狭小的房间变的更加狭小。
　　 来到这里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一双鞋袜。刚来的时候，和我一起来这里的杨倩同学看到我穿的袜子全是窟窿，她把她的三双袜子送给了我。她说：“男生女生的袜子一个样，你就穿吧！”在我所带的衣服中，有一些是好心人捐给我的，其中包括我的两双鞋中的一双。由于这里条件差，也没有必要穿好的衣服，我告诉在华中农业大学读书的同学，让她把我的那两件最好的衣服捐给新一届的学生。我穿不着还不如捐了它，让家庭条件差的同学穿，其中有一件西服是我的大学老师送给我的，我舍不得穿；另一件是我的母亲给我买的，我也没有舍得穿。
　　这里离猫场镇太远，加上一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去镇上的机会很少很少，只能是遇到星期天是赶场的时候才有机会去一趟镇上。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平时赶场很少买吃的东西，办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取信和发信。取信的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里有从外界传递进来的信息，有朋友对我的关心。其实最伤感的时候也是取信的时候，每当吴叔赶场回来，我总是要问：“吴叔，有信没？”当我得知没有来信时，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心中又多了一层孤独与寂寞。让我感动的是：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来信100多封，虽然我的学习压力很重，但我还是每一封信都回，我不想让别人苦等着。到现在我还有二十多封信没有回。
　　 由于在武汉存的2000元钱在这里取不出来，在9月10日那天， 我身上只有50元钱，原本打算中秋节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为了省钱，我是让我的老师帮我传达了儿子对父母的思念。当时，《楚天都市报》的记者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说要把稿费给我寄过来。我告诉记者，帮我把这笔稿费捐给贫困的湖北人民吧，因为我欠湖北人民的实在太多太多。前不久，一位叫施琳的读者给我寄来了100元钱，说是让我买些鸡蛋。
　　 在来这里之前，我骗家里说来这里每个月还有400元钱的补贴，其实，一分钱都没有。后来，不知道家里怎么知道了真实情况，我担心家里会骂我。还好，家里都很理解我支持我。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我不可能来到这个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
　　 现在，这里一周要上六天课，一天上课的时间达到了8个小时。我自己负责五年级一个班，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由于信息闭塞，学生不了解外面的任何东西。学生写一篇200多字的文章有20几个错别字是很正常的现象。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全班40名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雷锋的名字，结果只有四个人知道；全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焦裕禄；有一个同学听说过孔繁森，我问他孔繁森是什么样的人时，他说：“孔繁森就是毛泽东！”我笑过后，心中有一种钻心的痛，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应该从什么地方教起。这里的学生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时讲了10遍20遍的东西，学生还是听不懂。有时，我就气的把书一丢，走出了教室，可最后还是要回来。这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诲人不倦”！
　　 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我用我捐来的图书建立了一个图书馆，让学生借书看。如果这里拉了电，我打算给为民小学募捐20台电脑。
　　 白天，我总是拿着一本《英语沙龙》，当学生在做作业的时候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个背影端坐在讲桌前，正在专心致志地学习英语的这个人就是我；晚上，要批改作业、写信、写日记、看专业书。每天晚上都要深夜12点钟才能入睡，早上5点起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想学习，但时间又不够用。如果以后回到武汉读书，我一定加倍努力学习，再苦再累我也不会有丝毫的怨言！
　　 前不久，为了省钱，我有20多天没有买蜡烛，因为在这里蜡烛要2毛钱一支，一天要点两支，一天就是4毛钱。如果点煤油灯的话，只需要不到1毛钱，一天可节约3毛钱，一个月可以节约10元钱，一年可以节约120元钱，是三个学生的学费钱！由于一直在蜡烛、煤油灯下面看书，原本450的眼睛比以前更加近视了，看东西更加模糊了。
　　 在这里，我的学生、老师和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大后方。他们给我寄来英语书、学习磁带。由于这里离邮局太远，买邮票很不方便，我的同学就给我寄来邮票，有的五张，有的二十张，滴滴爱心之水，每时每刻都在浇灌着我的心田，让我幸福，让我快乐！
　　 在这里，我最想念我的家人、同学和老师。但为了省钱，我半年的时间里只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而且还是在18公里外的镇上。特别是在我孤独寂寞的时候，我更想念我的家人、同学和老师。每当我了解到我的同学都已经工作了，读研究生了，在信中讲述他们的美好生活，这是我总会热泪盈眶。国庆节的时候，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他要到杭州去看我的同学了，心里太高兴了。此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老同学泪眼相别时的情景，想到自己没有人相伴，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每当这时候，我总是拿出我的相册，一遍又一遍地看，和照片上的同学、朋友说几句话，只有这时候我的心里才会舒坦些。
　　 我在这里一周要上六天课，一天上课的时间达到了8个小时。我自己负责五年级一个班，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由于信息闭塞，学生不了解外面的任何东西。学生写一篇200多字的文章有20几个错别字是很正常的现象。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全班40名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雷锋的名字，结果只有四个人知道；全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焦裕禄；有一个同学听说过孔繁森，我问他孔繁森是什么样的人时，他说：“孔繁森就是毛泽东！”我笑过后，心中有一种钻心的痛，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应该从什么地方教起。这里的学生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时讲了10遍20遍的东西，学生还是听不懂。有时，我就气的把书一丢，走出了教室，可最后还是要回来。这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诲人不倦”！
　　 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我用我捐来的图书建立了一个图书馆，让学生借书看。如果这里拉了电，我打算给为民小学募捐20台电脑。
　　白天，我总是拿着一本《英语沙龙》，当学生在做作业的时候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个背影端坐在讲桌前，正在专心致志地学习英语的这个人就是我；晚上，要批改作业、写信、写日记、看专业书。每天晚上都要深夜12点钟才能入睡，早上5点起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想学习，但时间又不够用。如果以后回到武汉读书，我一定加倍努力学习，再苦再累我也不会有丝毫的怨言！
　　 10月底，贵州民族学院通过贵州省团委和《贵州都市报》的记者联系上了我，说是让我给贵州民族学院的学生作个报告。原本不想答应这个邀请。后来我想为什么不通过自己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了解贫困山区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呢？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我答应了！11月11日晚，贵州民族学院的报告厅内坐满了学生，不知是怎么了，我流泪了，在坐的学生和老师也流泪了。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那里太多的苦无人倾诉，太多的孤独与寂寞无法排解……还有那些可怜的孩子和穷苦的农民，自己感觉很无助，感觉到自己的势单力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伴，和我一起走过这两年的历程，帮我排解孤独与寂寞……然而这里的生活条件让我明白这只是一个难以圆的梦！还有我日日夜夜牵挂的家人，自己欠家里的太多太多！
　　 报告作了79分钟，37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报告作完后，贵阳公交出租公司工会的陈主席给我买了两年所需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还送给我200元的车费钱；就在前一天，刘阿姨还给我买了衣服。
　　 从贵阳回来后，由于耽搁了五天的时间，自己的压力更大了，要赶课程进度，抽出时间来准备期末考试。原来一星期休息一天的机会现在也没有了，一星期上42个学时的课，虽然比以前累了些，但感觉很充实。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把好心人捐给学生的本子全部存了起来，用来当作奖品发给那些学习成绩好、学习进步快的学生。数学成绩有原来的最高分只有83分提高到99.5分；平时下午上课我总是比其他年级的老师提前半个小时，让学生借阅课外图书，扩展他们的知识面，原来五年级的学生只会写200多字的作文，而且还有30多个错别字，句子更不用说了，现在他们可以写500字的作文了，错别字比以前少了，句子比以前更通顺了。虽然进步不是很大，但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在我走的时候，能有更多的学生升入初中。如果还有学生走入高中和大学的校门，我就知足了！
　　 12月8日的前夜下了一夜的雨，崎岖不平的小路变的更加泥泞。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有5名学生没有来上课，我问同学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上课。有的说天气太冷，路不好走，来到半路又回去了。有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我认识到如果不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以后会有更多的学生以他们为“榜样”，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当天上午，我没有上课。我带上了两名学生，他们给我带路。来到了黄绍超家，在他家的外面我们听到了电视的声音，我猜想他正在家里看电视。走到他家门口，两条凶狠的狗不停地狂吠，不让我们走进去。听到狗叫声，他乐呵呵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当看到我的时候，他哭了。我劝他上学去，我对他说我不会批评他。但怎么说就是不去，后来他的叔叔想把他拖到学校去，结果他把书和本子全部丢到了泥水里。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去上学，他说就是不去。我和学生劝了他一个多小时，结果无动于衷。在家玩的还有他的弟弟，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去上学了，我劝他去读书，他说他还没有玩够，他哥哥不去他也不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深深地自责：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学生。后来我得知他的爸妈都去打工了，家中只有他的爷爷和奶奶。他们也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象这样的家庭在这里还有很多。这样以来督促学生学习的任务全部落在了老师的身上，无形中给自己增添了很大的压力。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学生？怎样才能提高这些学生的积极性？以前是不是自己管的太严厉了？还是教育不得方法？我思考着……
　　 第二天，我认为他会不来上课，在我来到教室之前，他已经早早地坐在了教室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批评他，也没有提昨天的事儿，我不想给他更大的压力。我把他叫进了办公室，我送给他两个本子，让他好好学习。我一改以前严厉的做法，而是很平和地对他说：“以后要好好学习，不要再迟到、旷课了！”从此以后，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再也没有旷过课。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他们也有自尊心，他们也需要老师的关心和呵护；应该让他们感觉到老师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
　　 还是12月8日那天，由于何福洋和他的弟弟何伟都没有来上课，我来到他们家，当时他们的父母都不在家。当我问他俩为什么没有去上学时，“没有鞋穿！”何伟说，“我妈妈帮我们到镇上买鞋去了”。说完他们两个都哭了，当我把目光投向那沾满泥巴的小脚时，心里一阵刺痛：他们怎么能够受得了？我穿着皮鞋脚还冷，而他们却打着赤板！没有鞋没法上学了，我给他俩布置了作业让他们在家里学习。在回来的路上，心里越想越痛……回到我住的地方，拿了50元钱给他家送了过去，让家人给他们买几双鞋穿。
　　 后来，我班上的龙菊病了（她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每天放学总是先把地扫完，把窗关好，然后最后一个离开学校。）而且一病就是一个星期。当时我忙着准备复习和批改作业，没能抽出时间去看她，我让她妹妹从我这里拿了感冒药和一袋豆奶粉。龙菊病好的当天，我走了十多里的山路来到她的家，到家时已经漆黑，汗水把身体和内衣沾在了一起，湿漉漉的。家徒四壁，除了一个柜子和一个盛放衣服的箱子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家具。寒冷的北风透过用篱笆做的墙壁跑进来，钻进我的衣内，一阵冷颤。她的爸爸怕我冷着，就在地上生起了火。由于家里没有桌子，龙菊写作业只能趴在床上……后来我给她姐妹俩交了学费，并且答应她们，只要成绩好，我会一直资助她们上初中、高中……在班上我还资助了一名男生，帮他交了学费。
　　 现在上课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别人苦口婆心地劝我走的话，我可能会动摇。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我的学生，学生也离不开我。学生都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多呆几年，把他们教上初中。现在，即使我病倒在讲台上，我也不会离开这里，因为我舍不得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纯真无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顾忌。和学生在一起，我感到很快乐！
　　 在这里，我正在练习写作。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好更好地教学生；二是想投稿，如果能发表的话，还可以得到稿费，可以用来补贴生活。我知道我的写作水平有限，文学功底可以说无，但我不会放弃，我相信天道酬勤！付出总会有回报！
　　
　　 我去年托吴道江给苗族老太太买的6000斤煤现在还没有烧完。苗老太的生活现在还是最苦的，但比去年要好一些了，必竟有房顶了，有煤了。当我走进她那破旧的房间，我惊讶地发现她冬天一直没有被子盖，当时我把刘阿姨送给我的一件皮大衣送给了她，让她晚上睡觉盖上，保暖一些。后来一位好心的读者从杂志上了解到苗老太的情况后，寄来了150元钱，我帮苗老太买了一床被子和一个锅，还剩下60元，到来年再给她买些生活用品。
　　 在来之前，我给当地两位孤寡老人各买了5斤油好用来过年；我怕给吴长荣家（我吃住在他家）带来生活上的负担，每一个月我给他家100元的生活费。由于自己没有工资，不能在物资上帮助更多的人，只能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
　　
　　
　　
　　 我是一个坚强、自信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条件越差，生活越苦，我的意志就越发坚定。可不知为什么曾经有两次在睡梦中醒来，泪水已经打湿了枕巾。为了能够把义务支教的两年时间补回来，我正在自学研究生的课程，我打算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三年的研究生课程。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和心血。但我不会放弃，也不会退缩，我会坚持到底，直到奇迹发生！
　　 我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我没有放弃抗争，没有放弃改变这贫困山区的决心，为了这个小山村我会义无返顾地走到底！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胜似天堂的武汉，可是每每想到我还要回到那个贫困的小山村，还要忍受煎熬时，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真希望时光能够慢下来，让我好好享受一下这有电有网络的幸福生活！
　　 为了省钱，今年过年我不能回家。1月1日，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话还没有说完就哭了，其实我特想念家里，特别是我那身体欠佳的母亲和年迈的舅舅！为了挣生活费和路费，我寒假留在武汉打工，报社的毕云姐给我找了做家教的活儿，一个月1000块钱。这样，下半年的生活费就有了，而且还可以省下一些来资助学生。现在我正在武汉四处募捐。等来年，我就把我的国家奖学金所剩的4000元钱全部拿出来，加上社会上的好心人捐给我的钱，成立一个“恒爱基金”，让更多的贫困学生得到上学的机会。过几天，我就要到敬老院去住了，今年过年我无法回家看望我的家人，就让我把敬老院的爷爷奶奶当作我的亲人，让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看时光飞逝
　　我祈祷明天
　　每一个小小的梦想
　　都能够慢慢地实现
　　我是如此平凡
　　却又是如此幸运
　　我要说一声谢谢你
　　在我生活中的每一天
　　
　　 我很快乐！因为社会上有许多好心人在帮助着我，而我也在帮助着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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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由于我们上次公布的邮箱是一个私人邮箱，没有足够空间和精力及时处理来信，现重新公布一个公用邮箱，请网友将邮件发到这个公用邮箱：sw@mail.hzau.edu.cn

这是村委会墙上公示的月度救济粮发放名单。它提示我们这里的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大石村一户人家。如果不是左边竹竿上还晾晒着衣服，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样的房子里还住着一大家人。

 

杨某，彝族，大石村村民，全家五口人，去年全部收入仅700斤玉米。原来靠在小煤窑背煤挣点血汗钱，小煤窑关闭后，全家生活陷入极度窘困，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三个孩子因无钱交纳学费而辍学。
　　 贫困是痛彻心肺的创伤。


 

贫困是无法摆脱的噩梦。

 

贫困是深入骨髓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