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七个：支教狗吊岩
   ――徐本禹与一个社会实践团队的十五天
所属院系: 校学通社 稿件作者: 李怡 上传时间：2003-08-27 09:35:24

编者按： 2003年7月16日―31日，我校赴贵州大方县猫场镇兴合村狗吊岩社会实践团队一行8人在为民小学开展支教活动，这个社会实践团队的队长是因保留研究生学籍义务支教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应届毕业生徐本禹。校学通社记者李怡作为队员亲历了所有过程，她的笔和镜头真实记录了15天里徐本禹和他的队友们的生活，更有意义的是，她也相当客观地记录着当地居民生存的状况。社会实践团队的其他7人已经返回学校，留给他们的是经历和怀念；徐本禹还在坚守，值得警惕的是，媒体的过度渲染已经将更多的道德标准强加给了这个善良的小伙子，而神化和泛道德化的要求对他来说，其实并不公平。选发李怡的文章，除了祝福徐本禹外，更多的代表着媒体自身的反思。


我们出发了

喀嚓、喀嚓，7月16日晚上八点半，武昌火车站的站台上镁光灯闪个不停，徐本禹向窗外用力挥动着手中的鲜花。列车开动了，把前来送行的记者们远远的甩在后面。

安置好行礼，与徐同行的7人都兴奋不已，叽叽喳喳幻想着我们要去的地方会是什么样的。徐本禹拿出本子，准备写日记，那本子是他参加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纪念品。我坐他身边，只见他抚摸着封面，自语道：“好几天都没写了”放下本子，他又从包中捡出一支蓝色的圆珠笔芯，以他那惯有的严肃神情问我：“你知道这笔芯是啥时买的吗？”我当然摇头。“这是去年去时买的，当时买了20支，没用完。”边说边取下笔帽，把笔芯轻轻放进去，可能是什么被卡住了，笔帽一时拧不拢，他很有耐心的慢慢转动着笔芯。上好后，又小心的按了按，确定没问题了，才放下笔，感慨道：“一年了，去年是15号走的。”

经他同意，我翻了翻他的日记本（没有看具体内容），从2003年7月7日开始，平均每天都写了2、3页。我想起了前几天他立的“誓言”：“我一天写1千字，一个月就有3万字，一年36万，两年下来就有72万字了，足可以出本书。”当时我正要说出书不是有字数就够的，他又孩子气地眨眼补充了一句：“只留给自己看”。

等我回过神来，他已开始写了。火车摇晃得很历害，他把本子垫在随身带的跨包上，用左手捏着，手上的青筋明显的突现出来了。我手上却多了一叠打印的材料“知道你会好奇，看完后还我，别弄坏了。”

这是他从自己的邮箱中下载的，满满21页，全是他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发来的E―mail，大部分的意思都是“你真伟大，我敬佩你，可我做不到”，也有不少是媒体要求联系采访的，.还有几封在怀疑“你是不是在做秀”，更有一封只有5个字“你会后悔的”，后面却有一长串感叹号。“也许那人说的是对的，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用，等我两年后回来才知道。”合上日记本，发现我盯着那封邮件发呆，徐本禹凑过来表态。

翻着，翻着，一封长达2页纸的英文邮件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来中国旅行的荷兰教师发来的，他表示愿意付担学校的合理开支（“the money which is necessery ”），并请徐本禹列出清单。徐提出要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带一部分孩子去贵阳，教师十分支持（“No problem”），但徐想成立少先队的设想暂未通过。最后一封信上，教师表示将带上他的儿子于今年8月末前往为民小学。

午夜，长沙站到了，我们让出两个座位（一个给了抱孩子的中年妇女，另一个给了十来岁的小女孩）。徐本禹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他太累了，从7号到昨天，不是跑校团委就是接受采访、整理他们捐的东西，跟本就没休息。”黄义芹心疼的说。

不一会儿，杨倩、黄义芹也都相继睡去，我、刘超、刘静、聂亮仍在忍受着火车上失眠的折磨。夜越来越深了。

“哇噻”一声惊呼把我的注意力拉到窗外：深深浅浅明明暗暗全是绿，近处是山，远处还是山，却有有着分明的层次，叫人看不倦。“贵州就是这样，因为山而美丽，也因为山而贫穷”家在黔南的杨倩深有感触。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又缠上心头。



打的去洗澡？

坐了21个小时的火车，7月17日下午5点，终于到了贵阳。而贵州都市报的采访车把我们安置在大方县教育宾馆时已是晚上10点40分。到了宾馆并不意味着可以休息，要知道当我们寻问服务员“洗澡间在哪儿”时，答案竟是“外面，你们打的过去吧！”

惊讶后还是兴奋，连一直都在强调“不洗就不洗，怕什么”的男生们都禁不住欢呼起来。刘超更是用洗漱水洗了半个头，就顶着满头的洗发液，一把抓起衣服冲到门口――我们都已认定这是接下来的15天中能洗的最后一个澡了。在几个服务员的冥思苦想下，我们还幸运地知道了一个不用“打的”就可去的地方。

水泥路没走多久便是乱石堆，过了乱石堆就没有路灯了，依稀可辨的泥巴路只勉强容下两人并排通过，两边都是石壁，大概进了小巷。摸着石头，深一脚浅一脚地探着，十来步便是一个弯，拐了十来个弯见到了灯光和一块发霉的木板，上面用红漆刷了两个字：浴室。我身后传来口哨的欢呼声，前面探路的聂亮回过头来：“还要转几个弯”。摸着石头，下了几条石阶再上了几条石阶，总算到了。

能躺在床上时已到了7月18日，挣扎着写完日记，发现杨倩还睁着眼：“这还只是县城里，等到了镇上、村里就更不敢想像了。”

从大方县到猫场镇57千米的山路太难走，报社不得不出动越野车。捐赠的30箱物品只有暂留大方，县教育局当时答应我们“过两天送到”。

7月18日早上9点到11点，越野车一直在恰巧够两辆大巴错车的黄泥路上颠簸。路的一边是峭壁，长年风化的砾岩布满了裂痕；另一边是悬崖，悬崖下面是玉米地。四面都是山，“他们为了生存，从山脚到山顶，只要人能上去的地方都种满了玉米”黄义芹若有所思。“但是收成却很少，只能靠天”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杨海补充道。

突然一个急刹车，只见前方围了一群人在推车，一辆从猫场到大方的大巴有一个轮子陷入了泥中。“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我们去年来时自己找的车，也推了好久。当时还下着雨……”一脸淡然的徐本禹又陷入了回忆中。

同行的记者讲了一个冷场的笑话：一个大方人冒充贵阳人，结果被一眼识破。因为长期饮用有害健康的高氟水，大方人的牙齿都很黄。而我们即将到达的猫场镇上还有个硫磺厂，下面的村子没有自来水，也挖不出地下水，只有每年4月到10月近半年的酸雨，而另半年村民们则须背着背篓走上18千米的山路，才能到镇上驮回一袋水。

不知谁起了个头，车中响起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队歌，想到我们的任务，大家都振奋起来，努力回忆着自己听过的儿童歌曲。我们的歌声吸引了村民们的围观，其中有几个八、九岁的孩子，个个都背着满满一箩筐猪草，在我们的车绕过了几个山头后，还站在那里痴痴地看。“他们大概从来都没见过越野车，也没听过那首歌”聂亮也扒着车窗，久久不愿回头。

“看，快看！”我兴奋地指着前方。青色的砖墙上，几个白漆刷成的字格外显眼：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我们把手握在一起，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动着光芒。


曾经的岩洞小学

从镇上到村里还有18千米的山路，去年他们来时恰逢暴雨，山石滑坡，只有在泥泞的山路上挣扎着一步步走进来。今年，报社的车把我们一直送到了兴合村狗吊岩。刚下车，就有一群孩子涌上来，争着帮我们拿行礼。看样子他们也不过1米高左右，个个头发都乱蓬蓬的。其中一个最矮，不足1米，鼻涕和满脸的泥水混在一起，流到嘴边。衣袖上飘动着几缕布条，满是破洞的裤腿松松挎挎地摇摆着，更显出他的瘦弱。他抓起我的背包就甩上肩，我赶忙过去抢，他拼命捏紧背带，死不放手。我正想搬“救兵”却发现徐本禹已被孩子们围了个严严实实，其余的人也都相继陷入了“行礼争夺战”中。僵持了好一会儿，聪明的杨倩挑了一袋最轻的东西叫孩子们“一起抬，小心，拿好”才换回我们的包。

没有休息，直接上山，向岩洞奔去，我们都迫不及待想知道这让徐本禹梦牵魂绕的岩洞究竟是什么样的。.半山腰间闪动着一点淡红，挂在那里的是一块破布吗？走近一看，呆住了：是国旗？！常年的日晒雨淋让原本就破烂不堪的国旗更加苍老了，鲜艳的红色已一层层褪去，木制的旗杆斜插在石缝中，顽强地支撑着这面连五星都难以辨出的国旗。沉默，我们都下意识地取下“青年志愿者”的帽子，止步，立正。

如果不是这堵2米高5米长的石墙和墙上用红漆写的“为民小学”，我真会把它误认成一个旅游景点：这是个约6米宽、7米高的岩洞，洞内的石笋和石钟乳在洞口隐约可见。洞的上面是高耸而又层次分明的喀斯特山石，石缝中透着一丛一丛的青草。

石墙的正中是一扇红色的木门，门的两边有三扇窗（左边1扇，右边2扇），窗框是木制的，没有玻璃，每扇窗中都竖着3根竹竿，那是窗栏。推开木门，只觉一阵凉气袭来，洞应该很深，可往里走不到20米便给一堆乱石封住了。徐本禹指着乱石边的一块空地告诉我们：“去年就是在这里支起两根木条，架起了一块黑板”，他又抚摸着一块凸起的岩石笑道：“这鬼石头，害我上课时总是撞到头。”

洞里原有两面并排的石墙，用于隔开三、四、五年级的教室，现在石墙已拆除，教室里的桌椅也已撤走，但筑墙时在地上留下的痕迹还辨得出。进洞口的左边还有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洞，那是六年级的教室。教室的左边，三条石柱再加一块就是一个办公桌。“当时我还在这桌子上给他们改过作业” 徐本禹悠悠地回忆。

走出洞口，前方有一块边长约为4米的水泥地，想必就是操场了，下面是个陡坡，所以操场和岩洞相对的一边还有一排矮矮的石头作“栏杆”。饱经苍桑的国旗就插在这“栏杆”上。

离开岩洞，我们又来到山下。现在的为民小学占地约800平方米，有一座两层的教学楼，有一个标准篮球场大的水泥操场，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升旗台，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旗杆的顶端。学校被四堵三米高的石墙围了一圈，靠山路的那一面有扇铁门，门边立着的石碑告诉我们这是一位名叫梁淦基的香港商人出资9.5万，县教育局拨款5千才建起的。立碑的日期是2002年9月，在此之前那个岩洞中办学6年。

为民小学现有学生220多人，分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老师5人，3人读了初中（1人毕业），2人读了高中（均未毕业）。1997年收的第一届学生有46人，到今年毕业，有24人参加了小学升初中的统考，考上镇重点中学（猫场中学）的有10人。



徐本禹失踪了！

从学校出来后突然发现少了他，大家都紧张起来。

天色渐暗了，我们来到离岩洞几十米远的一座农宅，也是我们这15天的安身之地。山地的天气说变就变，刚下车时还是艳阳高照，现在已开始滴雨。

天越来越黑了，主人家已开始准备晚饭，我们帮不上什么忙，只有坐在家门口的空地上聊天。刘超一个人蹲在岩洞小学的“操场”边。“我那时就只想用石头把自己砸死！那种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太难受了。”几天后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刘超仍是一脸的焦急和沮丧。

木条搭起的房顶上挂了一个电筒，烛光晚餐开始了，上桌的是百花花的大米。后来我得知这米是主人家走了18千米的山路从猫场镇上背回来的。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当地人们的主食――玉米还没熟，许多人家都只能啃从玉米地中挖出的洋芋（马铃薯）。洋芋啃完了，就去割小麦，再把小麦捣成面糊来充饥。

抬头已能见到满天的星斗，可徐本禹还没回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明天应该做什么。要把分散在这方圆十几平方千米的200多个学生们召集起来还要一天。

床架上支起了两根蜡烛，刘静借着微弱的烛光看手表。我在马灯的帮助下摸到门外几米远的水缸前舀水。杨倩抓起两个手电筒，再叫上我才敢走向离家几十米远的厕所――那不过是几根圆木条搭在一个占地约1平方米的坑上，再用石头垒了一堵三面的墙。“我好怕我会掉下去”她抓紧了我的手。“我也是”我拼命点头。

吹灭蜡烛，刚要躺下，又忍不住担心：徐本禹到底去了哪里？可没想多久，头碰到枕头就睡着了――从16号到现在（18号晚上11点）共坐了火车21个小时，汽车7个小时，睡了6个小时，太困了。

终于接到消息，徐本禹是去家访，在学生家住了一晚。一颗悬了一晚的心总算可以放下了，大家打扫教室时都干得特起劲，只一个上午就把楼上楼下10来间教室（包括办工室）都彻底清洁了一番。回家的路上，又开始下雨，随行的贵州都市报记者无法步行去镇上发稿，只有呆在家里和我们闲聊。刘超听说他带了笔记本电脑很是兴奋：“我要教那些孩子认识一下电脑”记者也觉得这主意不错，起身走到门口，又站住了。刘超的眼神暗淡下来：“我忘了，没有电。”“电池板也坏了”记者无奈地补充道。

“今年冬天就能拉上电了。”主人家介绍，岩洞小学的事情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后，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数不胜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滇某部已提出愿意承担通电的所有费用。

害我们担心了一天一夜的徐本禹终于回来了，“全民公决”的结果是罚他“面壁思过” 。正巧来了一群孩子，杨倩欢快地跳进屋，收录机中飞出“小红帽”甜美的歌声。一曲刚过，刘静就按下“停止”，叹了口气：“我们剩的电池不多了。”


有没有吃的？


“明月几时用（有），把几（酒）问青天……” 听着孩子们用方言味十足的普通话背诵着我教过的诗词。

由于暑假能召集到的学生不到百人，我们几个人把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合成一个班，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合成一个班，轮流教他们唱歌、背诗、写作文、打篮球、做广播体操，给他们讲地理常识、历史故事。原定从早上八点半上到中午十二点，再从下午两点半上到五点。

“放学了，回家吃午饭吧！下午两点半上课，别迟到了。”我把手举过头顶，拍了三下。大部分孩子都冲出教室，有几个仍坐着。

“为什么还不回家？”我走向坐在前排的一个女孩。她正低着头，两手在抽屉里摸着什么。

“太运（远）了”她羞涩地一笑，把摸出来的烤洋芋放在桌上，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袋子，小心地打开。

这是一点辣椒粉，薄薄的，勉强铺满袋底。见我一直在看，她又收起袋子，把洋芋夹在两膝盖间。我悄悄绕到教室后面，看见她把洋芋蘸上辣椒粉吃完后，还把剥下的皮在辣椒粉中按了几下，又拿起来舔了几口。

“看那边”刘超拍了一下我的肩。我这才注意到后排角落里还有几个孩子也在啃洋芋，他们有的甚至连皮都没剥，就把焦得发黑的洋芋混着满手的泥一起塞进嘴里。

“我问过了，那些跑出去的孩子，很多都是中午不回家的，他们家里中午也没有东西可吃。”黄义芹皱着眉头回到教室。

来听我们讲课的有八、九十个孩子，他们平均家离学校2千米，最远的有3千米。我们决定把上、下午的课连到一起，从早上8点30上到下午3点。

我、刘超、聂亮三个人回到家时，玉米饭还没煮好，可教了一上午广播操的他们已经很饿了。

“有洋芋！”聂亮伸手从炉子上抓过刚烤好的洋芋，放在嘴边吹了几下，就连皮一起一口咬下。这8个洋芋是当地的大嫂特意为我们烤的。可聂亮上完课实在是太饿了，吞下一个后，还直直地盯着炉子：“再等半个小时，他们还不回来我就把剩下的也吃掉。”说完后猛地把头偏向一边，像是要拼命抵制洋芋的诱惑。没过一会看了看手表，朝炉子那边瞟了一眼，起身，来回走了几步，又看了看手表：“还有28分钟。”

“杨倩她们干什去了？”我问刘超。

“可能是家访吧”他也不确定。

“肯定是家访，而且学生家里肯定会留他们吃饭的。”聂亮很想为自己找个理由，好早点享用剩下的洋芋。半个小时对此时的他来说真是太漫长了。

“你真的那么饿？”看着他几乎是隔几秒就看一次表，我忍不住问。

“不只是他，我也是。”刘超垂着头，有气无力，“杨倩在课间还问小孩子有没有洋芋呢！”

“她问小孩：‘五角钱一个，买不买？’”聂亮强迫自己把视线从炉子上移开，补充道。

“高价收够耶！那有没有小孩子卖给她？”一半是自己好奇，一半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

“今天没人带洋芋。”聂亮又把头偏向炉子那边。

“还有十分钟”聂亮大声对自己宣布，一副胜利在望的样子。

“还有三分钟”急促的呼息声已经表明他真的等不急了。

“还有一分钟……哇！受不了啦！”他冲到炉边，一手抓了一个洋芋，左右开弓。那样子让刘超都一时间忘了饥饿，笑道：“看着他吃我就饱了。”

下午5点，他们回来了，个个都无精打采。刘静已有点抬不起脚，杨倩更是扯着杨海的衣袖，跌跌撞撞一点点往前拖着走。

“有没有吃的？”黄义芹的问话气若游丝。

“你们没在学生家吃饭？”聂亮张大了嘴。

原来他们去了查海家，他家人从别处借来一碗米饭招待贵客。那饭硬硬的、冷冷的、还有一股怪味。他们只勉强挑了几口，而他家很少能吃到米饭的孩子们却争抢着，将这难得的美味迅速一扫而光。

聂亮一脸的懊悔，可面对饿着肚子走了近7千米山路的他们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好在这时开饭了。

大嫂替我们盛上玉米饭，白白的，碎碎的，看得出是特意磨得很精细的。在我们的多次要求下，她终于答应不再天不亮就起来，走18千米的山路，去镇上背大米。可当她把碗递给我们时，还是用紧张的笑竭力掩饰着不安和歉意。

说实话，那玉米饭闻起来香香的，尝起来甜甜的，可嚼了几口就像豆渣般干涩、无味。我们还是吃完一碗又盛了一碗。因为不想让大嫂难过，更因为我们真的很饿了。

“早上教广播操时，有个孩子脸色发白，差点晕了，把我吓得半死。还有几个孩子也站不稳，在那里晃悠。我只好马上把他们带回教室。”烛光下，我们照例围在一起，总结今天的得失。聂亮第一个发言。

典型的贫血！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看那些孩子都营养不良。”黄义芹概括道。

“营养？拜托，有吃的就不错了。我前天去何福洋家时，他妈硬留我吃饭，下了一小碗面。那一碗面是给9个人分的。”刘超边说边把两手的母指和食指碰在一起，比划着那碗的大小。

难怪那些孩子都不是很聪明，难道也是营养限制了大脑的发育？

“这里的孩子从小就吃不饱，很多身体差一点的四、五岁的时候就被饿死了。能活下来的大脑在发育时也缺少营养，所以都不怎么聪明。”大嫂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想。

“生那么多，怎么可能吃得饱。我们这两天去的几家，有一家10个孩子的，一般都是4、5个，最少最少的也有三个。”杨倩发现了问题的另一面。

这里的人拼命生孩子，除了想要男孩以外他们还很怕孩子死去。虽然没有人做过具体的统计，但可以断定饥饿和疾病让这里小孩的死亡率很高。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进了一个死循环：超生、饥饿、死亡、超生……

“谁都知道应该让他们转变观念，可问题是怎么转？按规定超生的要罚款好几千块，可他连吃的都没有，只有一个泥巴屋子，一小块地，你要怎么罚？”杨海的问题只有“留待慢慢研究”了。我们现在要想的是

――明天吃什么？

走近山里娃


“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世界上的国家很多，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外国。”

地理课上，刘静正拿着透明胶，把我们带来的世界地图往黑板上贴。她刚转过身，孩子们就叽叽喳喳议论开来：

“外国是什么国家？”一个孩子把头偏向她的同座。

“不晓得。”同座也是一脸的茫然。

另一个孩子咳了两声，习以为常地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外国不是一个国家，是除中国以外的国家的统称。哪个小朋友愿意举手告诉我，你们知道的国家有哪些呀？”刘静走下讲台问道。

沉默，孩子们都低下了头。有个小女孩偷偷抬头，瞟了一眼站在一边的我。我回给她一个微笑，她也羞涩地一笑，把头埋得更低了。

“伊拉克”在刘静的多次鼓励下，终于有个小男孩在下面小声说道。可等刘静把他点起来后，他就怎么也不肯再开口了。

这是我们在上课时经常碰到的情况，用杨倩的话说就是：“孩子们的脑中没有回答问题这个概念，想要他们主动举手更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点，我也是深有体会：我曾花去10元，搬来了附近小店所有的糖和果冻作“诱饵”，也没有一个孩子肯举手回答我的提问，尽管很多孩子都对那些美食，行了长时间的注目礼。

而最后，我也只好“免费赠送。”

体育课是最热闹的，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为了不让他们满操场乱飞，我们一般是“三人齐上阵”。比如跳兔子舞吧，教会他们后，我们还必须用一人打头，掌握节奏；一人敲鼓唱歌，负责纪律；还有一人“连接男女生”――这里的男孩和女孩从不说话，更不在一起做游戏。

课上，面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家伙们，有时装也要装得严肃点：“还有谁敢笑，我就罚他去操场上站着”这一招还真管用，教室里马上就可以安静下来。可看到孩子们为了忍住笑，有的咬紧牙齿，有的抿紧嘴唇，小脸涨得通红的可爱样儿，我却想笑了。有个叫吴道艳的小女孩很机灵，当其它的孩子们都被唬住时，她却会狡黠地眨眼一笑：她知道面前的这个姐姐不会真那么狠心，罚她们去操场淋雨。

上了几天课，孩字们的名字我们已能脱口而出了。

“查晓艳、何贵、饶世海……”怎么有十几个孩子没来，也没有谁在昨天请假。

“他们干什么去了？”我问吴道慧。

“被家里叫回去干活了。”她答得很顺口。在她看来，这答案就像今天是雨天般的明显。我想起一个奇怪的规定：读到六年级，参加的毕业考试的孩子，免缴学费；中途退学的，按每学期十元收学费。

当时我们不都解，现在我有点明白了。

“走，去我家。”放学后，孩子们总是拽着我们的手不放。而我们只要还有走路的劲，一般也不拒绝，只是几个孩子同时拉起来，也不太好招架，只有分头行动。

“你家离学校远吗？”我问石梅。

“不远，不远”，她慌忙摇头，紧张地盯着我，把我的手臂捏得更紧了。腿上的水泡还在痛，我本也没打算今天家访，可还是冲他们喊道：“我去石梅家啦。”

“她家离这里有7、8千米”知情的徐本禹向我解释了石梅所谓的“不远”，“你腿没好，不能去。”

可我已经答应了。他们却不放心，一番劝阻无效后，全跟了过来。

山路很陡，也很窄，容不下两人并排，石梅在前边带路，我们排成一对，在后面跟着。半路上又被王雪拦住了，说是要我们先去她家。石梅坚决反对，两个小女孩争执起来。“回来的时候一定一定去你家。”我们每个人都向王雪保证了一遍，才被放行。

石梅家在前进村，是木板房。门口吊着的灯泡表明那里已经通了电。中间是堂屋，供着祖先，还贴着两条画符：公公问我何处好，婆婆回答此地高。堂屋左右各有一间房，房内除了床以外，见不到什么摆设。她爸常年在外打工，地里的活，家里的事，全是她妈在操持。她有一个4岁的弟弟，一个6岁的妹妹，还有一个在十几岁时就已出嫁的姐姐――这在当地很普遍。而这样的家境在附近也已是上中等的了。

我掏出上课时没发完的果冻，递给她的妹妹。小姑娘觉得很新鲜，抓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让我们惊讶的是，她竟没剥封口的玻璃纸，就一口咬下去。徐本禹从她手中把果冻拿回来，剥好后喂给她。

她妈妈切了洋芋，煮了面条，硬要留我们吃饭。想起对王雪的保证，我们只有起身告辞。石梅急得要哭，堵在门口，抓着我们的手臂往她家里拖。徐本禹留下了。

“好痛”杨倩把手臂伸到我面前：三个红红的指印还没消去。

“走一家，就会少一个，下次再把谁留下呢？”我们笑着“讨论”。

“要是那些孩子们都像好客一样好学就好了。”黄义芹却皱起了眉头。我知道他指的是谁：

饶莉，曾以猫场镇第一，大方县第二的好成绩考入猫场中学，却因交不起每学期50元的学费，而面临辍学。随后在县人大代表等人的帮助下重返校园。

“她读初一上学期时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下学期就有几门功课不及格，被留级。猫场中学的校长说她上课不听讲，老是发呆。放了学就跟镇上的那些小混混去玩，有几次都是深夜才回，学校的门锁了，就翻墙回宿舍……”

我见她第一面时，只觉得她和那些小孩子相比要大方许多，也多了几分城府。她很清楚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她也知道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最后她说她数学不好，要我帮她。我答应了。

“我觉得她不是真的想读书，是想逃避干活。”黄义芹盯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

在村子里上小学，很单纯，彼此的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做的事也差不多：除了上课就是帮家里干活。可出去后就不同了，太多的新奇，太多的诱惑，也有太多的不平衡。自卑、怨忿等消极的情绪，也就随之而生。

饶莉曾在我布置的随笔中，写到她爸爸送给她的笔盒。通篇文章都是对笔盒外形和功能的描述。结尾她写道：“同学们都很羡慕……我的笔盒不仅漂亮而且功能很多，我非常喜欢它。”

“如果不是你爸爸，而是另外一个人，送给你一个更漂亮、功能更多的笔盒，你会不会更喜欢？”我试探道。

“会”她不假思索。

“你喜欢这个笔盒是因为它的漂亮和功能多，让你觉得自己在同学中很有面子。”我进一步推测。

“是的”她毫不否认。

看来，要让她能抵制诱惑，重新用一个平静的心态专心学习，真不容易。其实她并不笨，只是上课根本就没听讲，才连很基础的题都不会做，而我稍一点拨，却能举一反三。只是我在这十来天内能教她知识，给她灌输积极的思想，让她在这个单纯的环境中静心学习。可开学后又回到了镇上，面对那些诱惑和自身的惰性，她又会怎样？

杨倩在给四、五、六年级的孩子们上课时，出了一个作文题：我的理想。孩子们迟迟没有动笔。“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了要干什么，到什么地方去，和哪些人在一起，过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

又是沉默，饶世海摇了摇头，有几个孩子也跟着摇起来。大部分还是没有反应。作文收上来了，几乎全写的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这些孩子们不仅理想一样，写的东西也差不多“我知道当老师很辛苦，可是为了那些孩子们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我会……”奇怪之余，我们在此前学校仅有的几本作文书中找到了“原版”。

“惨不忍睹。”徐本禹用颤抖的手递给刘超一篇“奇文”。这是何福洋写的，在题目“我的理想”后他还加了两个字：荷花。接着就把荷花描写了一番，写到“……荷叶上的露珠”就没了，大概是下课了吧，这小家伙也停笔了。

“抄得也太夸张了点吧”杨倩苦笑道，“这里有荷花给他看吗？”

回到家，我们还听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蔡梦娟没考上高中，还是去了广东。我想起了几天前在家中还见过她和她妈。她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有点上翘，这让17岁的她显得有几分天真，又有几分妩媚。她妈则是满脸的皱纹，昏黄的眼珠和深陷的眼眶让人有点不敢相信面前的“老奶奶”只有55岁。

聊了几句，我们才知道她家有10个孩子，全是女儿，嫁了七个，已出嫁的女儿中最多也不过读到5年级。蔡梦娟的八姐现在广东打工，她身上穿的白毛衣和牛崽背带裤，就是八姐送的。

和我们见过的很多孩子一样，初中毕业的她，交不起高中的学费（每年1000元），只有和姐姐一样，去广东打工。

“你觉得在那边一个月能挣到多少？”

“2000多吧，我姐说那里挺好的。”没出过大山的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幻想。

“你姐是干什么的？”我不太相信初中毕业的女孩刚开始工作，就有这么好的待遇。

“不知道”她似乎并不关心这一点。

“缓两天，等（高中）分数线下来再走吧！”如果她真能上高中，我们一定要阻止悲剧的重演。

她妈妈一直都面无表情，只有当我们谈起她家有10个小孩时，才显出无比骄傲的神色：“还不止，还要多，有几个生下来就死了。”而问她一共生了几个时，答案竟是“不晓得，记不清楚了。”

收拾好残破的心情，又去上课了。放学后孩子们又开始“拔河”：“去我家”“去我家”

“走，我们一起去何福洋家吧！”我回头找杨倩。

“啊！”只听见杨倩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又倒下了三名战友”


杨倩扭到了脚踝，还拉伤了小腿肌肉。她不愿呆在家里养伤，强撑着去上课：“我答应过那些小孩子，要给他们讲评作文的。

一连几次都是杨海和刘超背她去学校，可他们背一段路，就气喘吁吁，不得不停下来歇会儿。

早餐依旧是面条，可越煮越少，因为我们都吃不下。个个都说胃胀，咽下几口玉米饭就猛吃消化片。杨海已经有两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只能喝下一点酸汤。

县教育局一直没有送来我们花了几天时间才整理、托运的30箱东西。那里面有同学们在暑假前捐的收音机、随身听、电池，有校团委捐的笔、本子，有楚天都市报捐的书、书包……还有华农附小的孩子们“写给山区小朋友的亲情信”，淡粉色的信封上贴着一个用蜡光纸剪成的心，那心剪得不太对称，也不算平滑，但却是鲜红的。

好痒，身上的水泡又起来了，我要趁腿上的水泡还没长大，勉强能走动时，自己翻山去医生家打针。

正巧，刘超也腹痛，想找点药，我们便同行。

“慢一点，慢一点”我腿痛，跟本就走不快，他还在后面不停地叫。我看他脸色发白，不住地淌着虚汗，只好任他走几步就“休息一下”

“我真的走不动了”他趴在石头上，双目紧闭，喘个不止。

前后都是陡峭的乱石路，左边是山，右边是玉米地，还有至少3千米的山路要走。这样“休息”下去实在不是办法，我转过头来。

糟糕！他的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全身透湿，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似的，还不住地叫冷。

“你就在这里，不要动！”甩下这句话，我就向前冲去：他病成那样，随时都有可能晕倒，回家叫人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尽快赶到医生家。

上帝、观音、安拉通通保佑，赵医生一定一定要在家啊！我脑中默念着，加快脚步，几乎是跑了起来。偏偏腿太沉了，怎么也跑不快，脚下一滑，跌倒在路边。还好，只是被玉米叶子刮了点皮。腿上、腰上的水泡都痛起来了，我把手撑在膝盖上休息了一会儿，可不敢坐下，生怕坐下后就站不起来了。

“快，快点，有人在我来的路上倒下了。”我一口气冲到医生家门前喊道。

赵医生拖来一条长凳就冲出门去。总算有救了，我横在长凳上，只觉得全身的骨头都散了架。

刘超患了严重的胃肠型感冒，等他输完液被我拖着回到家时天已快黑了。我真想马上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却看到杨倩一脸的焦急：“黄义芹发烧了。”我把手背搭在他额头上：天！像烧红的碳，好烫！

“我们都找过了，没有退烧药。”刘静无奈地摇着头。

“你们去把医生请来吧，只有你们知道医生住哪儿。”迟疑了一下，杨倩还是把目光转向我和刘超。

行动！如果黄义芹再烧一个晚上就麻烦了，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回来！

赵医生家有病人在输液，她不肯出诊。我们接过体温计和一包药后又拼命往家赶：天黑之后想翻山就更难了。

头好晕，腿好痛，怎么觉得脚下软软的，一点都不像是在石头上走路；什么都看不清，是不是已经天黑了；好想趴下休息一会儿；不行，一定要尽快回家，让黄义芹吃药，我迷迷糊糊地想着，凭直觉向前蹭着……

终于撑到家了，黄义芹还好吧。

“明天一定要把他拖去输液，你们也一起去，最好一人输一瓶葡萄糖。还有，千万不能说路很远，很难走，否则他会不愿去的”我看见聂亮和杨海，强打起精神。

黄义芹全身发烫，我们喂他吃了药，又给他押上两床被子，也不见他出汗。一测体温，38度，他还在嘟囔着“体温计没夹好，没夹好。”

他们商量了一下，准备现在就把黄义芹背到医生家。

“慌什么慌？一点小病怕什么！去，去，去，都去睡觉去。”徐本禹又吼了起来。

我头一碰到枕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他们已经出门了。黄义芹怎样了？

“昨晚的药还真有点效，黄义芹的烧退了”徐本禹打着哈欠告诉我。他眼里有血丝，难道是守了一整晚？

中午，唯一还能去上课的刘静和聂亮回来了。

“头好晕”聂亮躺在床上，不肯吃饭。不一会儿，刘静也是虚汗不断。

还好，没事，一颗药后他们都退了烧。

徐本禹的身体真是好得叫人惊讶：每顿不管什么饭都能吃下两碗，渴了舀起水缸中的雨水就喝。熬了一整个晚上，现在还能精神抖擞地坐着听英语广播。

又是快天黑时，才听见他们的脚步声。黄义芹还拄着他在路上拣的一截树枝。

“黄义芹吊了四瓶，我吊了一瓶”杨海瘫在凳子上。黄义芹比昨晚还要蜡黄的脸色叫人更加不放心。他整个人看起来昏昏沉沉的，又不肯进屋躺着，说是越睡头越晕，隔一会儿又说想吐。

“吊了四瓶？是什么药？”杨倩有点紧张。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黄义芹吐完后仍咳嗽不止。刘超拍着他的背，想把他扶进屋。我舀了一杯水，

准备给他漱口。“黄义芹，黄义芹！”我把水递到他唇边时，发现他的头正歪在刘超的肩上，刘超费力地顶着他的肩：“喂！喂！”我愣了几秒钟，呆呆地看着黄义芹双腿一软，几乎要跪下了，接着就被三个人抬了起来。我回过神来，一脚把门踹开，冲进屋，大叫道：“黄义芹晕了！”这时刘超和吴家云已把晕倒的黄义芹抬进了屋。其余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也围了过来。

掐虎口、掐人中。我站在旁边，只觉得手脚发麻，大脑一片空白。

只是几分钟，但我总觉得像是过了很久，黄义芹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抖动着嘴唇，可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请来了一个医生。在确认黄义芹是因身体虚弱，而非药物过敏才晕倒后，我们都松了口气。

一人灌下一碗姜汤后，都去休息了。


最后一课


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的身体却越来越糟，杨倩已有了肠炎发作的迹像，杨海依旧什么也不吃。

也许是真的没力气了，突然间觉得从家到学校的山路是那么的远，又是刚下过雨，湿漉漉的，很滑。

甩掉满脚的泥赶到教室时，孩子们已都坐好了，教室里仍是有些吵闹，看不出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杨倩把四、五、六年级的孩子们都叫到门外合影，孩子们没有新鲜和兴奋，顺从地任她排好队：他们已习惯了被媒体拍照，已不愿去管这合影的意义了；我也没告诉他们，和你们一起拍照的这个姐姐，此时正极力忍着一阵阵的绞痛，要把你们的模样记在纸上，记在心里。

“进教室了”我还像以前一样，把手举过头顶，拍了三下，孩子们也都像以前一样迅速坐好。

讲评完上次的作文，我们没有再布置新的题目，而是搬了条凳子，坐下和孩子们聊天。

仍是没有孩子愿意主动发言，杨倩谈起她小时候，错把青菜当猪草的趣事，孩子们笑得很开心。

“我们要走了”伤感的事实终究无法被冲淡。听了这话，孩子们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们，就像看一道不会解的数学题一样。这是在我们料想之内的：我们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几个大哥哥，大姐姐从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来到了他们身边，教他们唱从未学过的歌曲、做从未做过的广播操，给他们讲从未听过的童话，要他们背从未背过的诗词，还陪他们玩从未玩过的游戏。现在，我们要走了，他们又要回到没有歌声、没有故事、没有梦想，只有烧饭、喂猪、洗衣和语文、数学的日子了。是吗？

“我会留在这里，教你们两年，你们要想尽办法榨干我身上的每一滴血，知道了没有？”不知什么时候徐本禹进来了。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孩子们小声在下面答道。

“知道了没有？”又问了一遍。

“知道了！”这次的回答整齐而洪亮。可答完后，有些在偷笑，也许在他们听起来“榨干身上的每一滴血”是句很有趣的话。

“就是说要你们把我的知识、思想、能力……总之，就是你觉得对你有用的东西，统统学走。”徐本禹又把这句话“翻译”了一遍。

一、二、三年级的孩子们也过来了，我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黑板上，等他们抄完就下课了。

“姐姐，你什么时候走？”王雪扯了扯我的衣服。

“就这两天吧，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我握住她满是泥的手，“姐姐说过，要你们勤洗手、勤剪指甲的，你还记不记得。”

“记得”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饶莉靠在门边，看着我们，却不敢打招呼。刘超把她叫过来，叮嘱了几句，只见她不住地点头，但愿是真听进去了。

回到家时，已是下午四点半。

“我今天太开心了，收到了四封感谢信。”刘静兴奋得眉飞色舞。

“这有什么，何福洋还给我两个煮好的玉米。那玉米可真香啊！”聂亮也不甘示弱，夸张的猛吸一口气。

徐本禹一言不发，坐在一边听英语广播。我想起他曾说过，去年他们走后，为了排谴寂寞，他经常一个人去爬山，在山顶大喊。“当时没带英语书，白白浪费了好多时间”他在回忆时充满的懊悔和自责，让我惭愧无比。我也曾和他聊过一个下午，话题始终围绕着“两年能起多大的作用”。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真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也不想无功而返。”

“吃玉米啦!”原来文大爷听说“前来支教的大学生想吃玉米”，就从自家地里又砍了一片，“煮给他们吃，不够我那里还有”。

满天的星光依旧灿烂，熟悉的天蝎座和半人马座又出现在屋顶的正上方，我们又聚在门口的空地上，开每晚的“例会”，我只觉得有很多话，可真不知该捡哪句来说。气氛比以往沉闷了许多。

“你们回去后一定要记着给我写信”我都记不清这是徐本禹第几次在重复了。在这个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呆两年，他害怕自己也被隔绝。

“要不要我帮你登一则广告，要世间所有的美女都给你写信呀?”又有人在开他的玩笑。

“那就麻烦你了。”从没交过女朋友的徐本禹常被我们拿来说笑，十几天下来倒也变得很大方。

“我们答应给你写信，你也要答应我们，两年后不许一个人回学校”他们还不肯“口下留情”。

“那就再牵头猪吧”徐本禹一副奉陪到底的样子。气氛又活跃起来。

当晚，我没睡好，又是早上7点就爬起来了，他们也都醒得很早。

“我想再去学校看看”刘静说出了我们的想法。

铁门紧闭，没有一个孩子，和我们第一天来时一样。孩子们并不知道我们走的具体时间，事实上，我们也是看到杨倩的肠炎加重而这里根本无药可治，再加上黄义芹已经基本恢复，才在昨晚匆忙定的时间。

路上，我们还碰到了打猪草归来的？，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还像以往一样拽着杨海的手：“走，上我家去”

两辆蹦蹦车一前一后，在狭窄的山路上“跳舞”，诠释着“蹦蹦车”的得名――身体随车子一起晃着晃着，突然间就被坐凳向上弹开，又落了回来，再上，再下，就像是坐在蹦床上一样。

徐本禹把我们一直送到大方，看着我们乘坐的开往贵阳的大巴开动了，才转身。

从大方到贵阳，一路山青水秀，风景如画。

“刚才我在大方，看到水泥房子时就好想叫：终于有点现代化的气息了。”杨倩一时间忘了痛大叫道。

从大都市走进那个山村，呆上十几天并不太难；但走进去又走出来，还要再进去，而且一呆就是两年呢？还有无数次进进出出，已在岩洞支撑了6年，并将继续支撑下去呢？其实他们的理由都不复杂，也不深奥：因为缺老师所以来支教；因为看到自家人连钱都不认识所以办学。

窗外的青山、碧水、峡谷、激流都进入视线，又一闪而过。我又想起在来时的火车上，徐本禹透露的他选人参加这次“三下乡贵州行”活动的“秘密”：

“当初来找过我的有几百人，到了正式报名时只有几十个，再到面试时又少了一半。说起来容易，刚开始做也不难，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了。所以我说‘你不用再打了，不行就是不行’的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时候。”

幸运的是我倔犟的个性，让我撞到了这个机会。你身体那么好，又能吃苦，还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这两年你一定能坚持下来而且会有好多收获的，对吧！

我望着窗外，大方县城一点点膜糊，膜糊，终于消失在山背后了……
 

to grant,
啊？为何会增加徐本禹的负担？
抱歉，我没想那么多
我的同事们怀疑可不可以寄到小孩的手里
我就短信联系到徐本禹，他说可以直接寄给他
。。。

没关系啦。我后来看了他们那个基金会的网站，
那上面也是说，如果捐物的话就寄给徐本禹就行了。

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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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小狗帮忙顶帖。
我已经在帮两个小朋友，
一旦有了进展会上来和大家汇报。